TCE双抗崛起：中国药企引领下一代免疫治疗新浪潮

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T细胞衔接器（TCE）日益成为跨国制药公司（MNC）在业务拓展（BD）领域的焦点，大量重磅TCE授权交易接连涌现，其出海势头甚至超越了昔日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技术热潮。

TCE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双特异性抗体，其设计通常一端（或两端）靶向肿瘤相关抗原（TAA）以定位癌细胞，另一端则结合T细胞表面的CD3分子，从而激活T细胞并发挥其对肿瘤的杀伤功能。相较于依赖细胞毒素的ADC疗法，TCE双抗属于免疫疗法范畴，通过调动患者自身的T细胞发挥作用，因此对靶点表达水平的要求较低，但对肿瘤的特异性识别要求更为严格。

与需要个性化制备的CAR-T细胞疗法相比，“现货”供应的TCE双抗在治疗便捷性、患者可及性以及生产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正因如此，TCE双抗正在作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中坚力量，重塑癌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范式。

在这一充满潜力的赛道中，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竞争已步入规模化与差异化并行的新阶段。企业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竞争梯队，既有依托前沿技术平台进行深度管线布局的，也有通过全球化BD合作实现价值最大化的。

一场由技术驱动的新变革即将来临，谁能在众多参与者中脱颖而出？这一过程是否会催生中国创新药领域的新领军者呢？

01 TCE为何成为新风口？

在过去数十年间，治疗性抗体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提升了多种癌症的疗效，例如曲妥珠单抗之于HER2阳性乳腺癌，利妥昔单抗之于B细胞淋巴瘤。然而，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机制极其复杂，涉及多条信号通路中的众多因子，这极大限制了单一靶点药物的有效性。

1975年，Milstein、Cuello和Kohler开创的杂交瘤技术问世。随着抗体工程技术不断进步，各种结构多样、功能各异的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得以实现。双抗药物具有很强的“非标准化”属性，因此不能简单以“赛道”或靶点思维来推断其前景，而必须以“产品”逻辑进行个体化比较。

根据美国FDA于2021年发布的行业指南，双特异性抗体按其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胞桥接型（cell-bridging），旨在将免疫细胞招募至恶性细胞附近，主要为TCE，例如靶向BCMA/CD3的双抗；另一类是抗原交联型（antigen-crosslinking），也称非细胞桥接分子，旨在交联细胞表面受体或细胞因子，例如同时靶向两个免疫检查点（如CTLA-4/PD-1）或不同信号受体（如MET/EGFR）的双抗。

其中，TCE通过其CD3抗体端与T细胞表面的TCR-CD3复合物结合，直接激活T细胞，无需经过抗原呈递细胞。被激活的T细胞分化为细胞毒性T细胞，进而精准杀伤肿瘤细胞，因此其杀伤机制更为直接高效。

图：TCE双抗原理示意图，来源：招商证券

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TCE在研市场规模将从2020年的4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30亿美元，并预计在2034年达到1101亿美元。TCE双抗为何被视为下一个风口？

首先，TCE已在血液肿瘤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由于血液中的肿瘤细胞直接暴露于循环的T细胞，TCE双抗最初在血液瘤中展现出优异的临床效果。截至2025年7月，已有9款TCE双抗在血液瘤领域获批上市，覆盖多发性骨髓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多个适应症，市场规模已超过百亿美元。

其次，TCE在实体瘤治疗中正逐步打破壁垒。此前TCE在实体瘤中的研发面临诸多挑战，如靶向肿瘤相关抗原的安全性担忧以及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浸润不足等。随着安进公司的创新药物Tarlatamab（靶向CD3/DLL3）在美国获批上市，以及靶向CD3/CLDN18.2、CD3/EGFR和CD3/PSMA等药物在早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前景，TCE双抗在实体瘤领域的突破已成为现实。

此外，TCE疗法有望拓展至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针对某些由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B细胞耗竭疗法是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而通过TCE双抗靶向B细胞特异性抗原的设计，有望在该领域取得进展。例如，安进的CD3/CD19双抗Blinatumomab在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的初步研究中已显示出积极疗效。

在中国市场，随着本土生物科技公司布局的TCE在研管线持续推进，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断得到验证，“果实”日趋成熟，跨国药企正加快步伐在中国搜寻并引进有潜力的资产。

图：主要TCE交易一览，来源：锦缎研究院

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国内在研的TCE管线已超过150条，靶点集中度较高。其中，CD3/BCMA、CD3/CD19、CD3/GPRC5D成为前三大热门靶点组合，主要聚焦于多发性骨髓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血液肿瘤，这与全球研发趋势一致。同时，在实体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也不乏开拓性的布局。

整体而言，中国TCE双抗的研发格局正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02 维立志博：全面押注TCE赛道

若论在TCE领域的布局广度与深度，于2024年7月刚刚上市的维立志博堪称国内布局最为全面的企业之一，其对TCE赛道的研发投入远超过其他技术方向。

从战略层面看，维立志博采取了“血液瘤奠定基础、实体瘤寻求突破、自免领域提前卡位”的三维策略，既覆盖了经过验证的成熟市场，又前瞻性地布局了高潜力的新兴领域。依托其自主研发的LeadsBody平台，公司构建了一个横跨血液瘤、实体瘤和自身免疫疾病三大领域的TCE管线矩阵。

图：维立志博TCE布局，来源：公司官网

维立志博目前临床进展最快的TCE管线是LBL-034（GPRC5DxCD3），采用“2+1”的分子结构设计，即两个Fab域结合GPRC5D，一个低亲和力的scFv结合CD3，旨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降低毒性，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研发进度位居全球第二。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在400μg/kg和800μg/kg剂量组中，客观缓解率（ORR）分别达到88.9%和100%，显著优于强生公司的同类产品Talquetamab。

LBL-033（MUC16xCD3）是全球第二款进入临床阶段的靶向MUC16的TCE双抗，专注于卵巢癌、宫颈癌等妇科实体肿瘤。其I/II期临床试验已观察到初步疗效信号，并展现出良好的耐受性，有望填补实体瘤MUC16靶点治疗的空白。

此外，维立志博还布局了LBL-043（靶向LILRB4/CD3）、全球首创的CD19/BCMA/CD3三特异性抗体LBL-051以及LBL-054（靶向CDH17/CD3）等管线。其中，LBL-051通过NewCo模式与Aditum Bio达成合作，潜在交易总额高达6.14亿美元，创下了国内临床前阶段TCE管线授权金额的纪录。

倘若TCE平台最终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维立志博凭借其广泛且深入的布局，无疑已占据了有利的起跑位置。

03 康诺亚：BD交易背后的战略抉择

康诺亚基于其自主研发的新型T细胞重定向（nTCE）平台，构建了多款TCE双抗管线。然而，其对核心资产频繁进行海外授权，这可能削弱了其在该领域的长期领先优势。

CM336（BCMAxCD3）是康诺亚TCE管线的核心资产，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该管线已进入I/II期临床剂量扩展阶段，通过特异性结合BCMA和CD3，诱导T细胞介导的靶细胞杀伤，在早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2024年11月，康诺亚将CM336除大中华区外的全球权益，以潜在总交易额6.26亿美元授权给了Platina Medicines。

类似地，康诺亚在2025年1月又与诺诚健华携手，将CD20/CD3双抗CM355在非肿瘤适应症方面的权益授予了RTW投资的Prolium公司，获得了875万美元的首付款、潜在高达5.02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Prolium的部分股权。CM355用于治疗淋巴瘤，目前处于临床II期，其靶点组合虽较为成熟，但面临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

在授出这两款进展靠前的TCE双抗后，康诺亚管线中仅剩一款处于临床I期的TCE双抗CM350（靶向GPC3/CD3），专注于肝癌适应症。尽管这些BD交易凸显了康诺亚nTCE平台的技术价值，但也可能导致公司在TCE领域的整体价值流失。

这种战略取舍反映了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在创新药研发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TCE双抗的后期临床开发投入巨大，单个企业难以独立承担；另一方面，全球跨国药企对优质TCE资产的迫切需求为管线变现提供了机会窗口。

康诺亚面临的挑战在于，在转让核心资产后，其后续管线梯队是否足够强大以支撑长期发展。如果后续的CD20/CD3双抗能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差异化优势，或许能弥补核心资产流失的缺口，否则公司可能陷入“卖一款，少一款”的被动局面。

04 德琪医药：TCE带来价值重估

一度股价低迷的德琪医药，凭借其在TCE领域的布局预期，迎来了价值重估，2025年股价涨幅超过600%。

德琪医药依托其自主研发的AnTenGager TCE 2.0平台，实现了从以ADC为主向“TCE+ADC”双轮驱动战略的转型。其管线布局聚焦于血液瘤、实体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正在开发10个临床前项目，其中已公布的7个项目包括ATG-106（靶向CDH6/CD3）、ATG-102（靶向LILRB4/CD3）、ATG-021（靶向GPRC5D/CD3）、ATG-110（靶向LY6G6D/CD3）等。

图：德琪医药TCE研发管线，来源：公司财报

ATG-201（CD19/CD3）是德琪医药AnTenGager TCE 2.0平台首款进入临床申报阶段的TCE双抗，用于治疗B细胞相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ATG-106（CDH6/CD3）则是全球首创的“2+1”结构TCE双抗，针对卵巢癌和肾癌，CDH6靶点在妇科肿瘤中高特异性表达，结合平台的低毒性优势，有望突破实体瘤TCE的治疗瓶颈；ATG-110（LY6G6D/CD3）则聚焦于微卫星稳定型（MSS）结直肠癌，该适应症对传统免疫治疗响应率低，TCE为其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向。

回顾过往，德琪医药也曾是资本市场的明星。然而，其核心产品塞利尼索的商业化表现不及预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商业化后的首个完整年度2022年，塞利尼索销售收入为1.6亿元，但用于市场推广的费用高达2.19亿元，入不敷出。迫于压力，德琪医药于2023年8月将塞利尼索的商业化权利交给了翰森制药，获得2亿元首付款及最高5.35亿元的里程碑付款。

而此前被寄予厚望的核心资产ATG-022（Claudin18.2 ADC），不仅在研发进度上不占优势，且面临极其激烈的竞争格局。转型压力之下，德琪医药转向TCE领域布局，却意外赶上了这一新技术平台的发展红利期。

05 智翔金泰：聚焦差异化竞争

智翔金泰在TCE赛道以“共同轻链技术”为核心，聚焦于特色靶点，形成了5款具有差异化优势的在研管线，战略导向十分清晰。

图：智翔金泰研发管线，来源：公司财报

GR1803（BCMA/CD3）是智翔金泰临床进展最快的TCE管线，基于共同轻链技术构建，其分子结构与正常单抗高度相似。这一特性不仅便于工艺开发，而且避免了其他类型双抗中常见的结构异质性，从而降低了因结构差异引发免疫原性的风险。目前，GR1803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适应症已进入II期临床，其自身免疫疾病适应症尚处于临床前阶段。2025年6月，GR1803已与美国Cullinan Therapeutics达成授权协议，潜在交易总额达7.12亿美元。

GR1901（CD123/CD3）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是国内首家启动I期临床的CD123×CD3双抗，目前处于I期临床探索阶段。CD123在AML干细胞中高表达，是治疗复发难治患者的重要靶点，该管线填补了国内该靶点TCE双抗的研发空白，差异化竞争优势明显。

此外，智翔金泰还布局了GR2303/GR2304（靶向CD3/pMHC）、WM202（靶向CD3/MAGE-A4）等差异化显著的临床前管线。

06 时迈药业：深耕实体瘤TCE疗法

成立于2017年的时迈药业，以实体瘤TCE治疗为核心发展方向，目前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募股（IPO）。凭借其自主研发的H-BiTE平台、Pro-BiTE平台以及多功能/逻辑门控TCE平台，公司构建了5款具有差异化优势的管线，旨在针对性解决实体瘤治疗中的核心难点。

图：时迈药业TCE研发管线，来源：招股书

时迈药业的核心优势在于精准把握实体瘤TCE的技术痛点。其Pro-BiTE平台采用的酶控激活策略，有效解决了传统TCE脱靶毒性高的问题；而H-BiTE平台则提升了双抗的成药性和产量，为产业化奠定了基础。这种“技术创新与临床验证相结合”的路径，使公司在实体瘤TCE赛道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

在管线布局上，时迈药业采取了迭代升级策略：SMET12用于验证靶点可行性，CMDE005则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从而形成产品梯队。同时，公司聚焦肺癌、肝癌等大适应症，确保了潜在的市场空间。

具体来看，SMET12（EGFR/CD3）是一款潜在同类首创的静脉注射用EGFR×CD3 TCE，研发进度全球第一。其在治疗靶向治疗失败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展现出亮眼数据，疾病控制率（DCR）达100%，客观缓解率（ORR）为41.7%，最长无进展生存期（PFS）超过9个月，验证了EGFR靶点TCE的临床价值。

CMD011（GPC3/CD3）是一款针对肝癌的TCE双抗。GPC3在肝癌中特异性高表达，是肝癌免疫治疗的核心靶点之一。CMD011在低剂量组已显现疾病稳定效果，目前处于临床I期，研发进度全球第二。

CMDE005则是一款潜在同类首创的EGFR/CD3遮蔽型TCE，成功验证了其基于蛋白酶激活的下一代遮蔽技术。目前正在中国开展针对多种EGFR阳性晚期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是中国首个也是唯一、全球前二已进入临床阶段的采用遮蔽肽技术的TCE之一。

随着CMDE005临床试验的推进，若能持续验证其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优势，时迈药业有望成为实体瘤TCE治疗领域的领军企业。

07 岸迈生物：技术平台驱动的TCE创新

在岸迈生物的研发管线中，几乎全部为TCE项目，这在国内生物科技公司中颇为罕见。公司拥有的三大“工具箱”式技术平台，已针对TCE双抗的行业痛点形成突破，目前正凭借这些优势向港股IPO发起冲击。

FIT-Ig平台是全球唯一既不需要任何氨基酸突变、也不包含连接肽链及任何非抗体序列的双抗技术。基于该平台开发的临床阶段产品包括EMB-01和EMB-06，其中EMB-06便是一款BCMA/CD3双抗，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MAT-Fab平台与FIT-Ig平台形成互补，可生成双价形式的双抗，增强对肿瘤相关抗原的亲和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脱靶结合。这种设计对于需要精细调控亲和力的靶点（如实体瘤中的ROR1）至关重要。目前，基于该平台开发的EMB-07（ROR1/CD3双抗）已进入临床阶段。

此外，公司还拥有一个覆盖广泛亲和力范围的专有CD3结合域库。该库中的序列已进行人源化处理以降低抗药抗体风险，并能与非人灵长类动物的T细胞结合，便于临床前毒性研究。重要的是，该构型引入了Fc沉默功能，这对于保护免疫细胞和维持对肿瘤细胞的毒性至关重要。除了上述TCE，岸迈生物还布局了EM1032（ALPP/CD3）、EM1034（LY6G6D/CD3）、EM1031（KLK2/CD3）等多款在研产品。

图：岸迈生物研发管线，来源：招股书

值得注意的是，岸迈生物也采用了NewCo合作模式：2024年9月，公司与Vignette就BCMA/CD3双抗EMB-06达成战略合作，以获得Vignette股权形式收取总计6000万美元的首付款，并有权收取最高5.7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2025年5月，又与TCG Labs Soleil的投资组合公司Juri Biosciences签署全球许可协议，授予其用于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的EM1031（KLK2/CD3）全球独家权利，潜在交易总额最高达2.1亿美元。

08 结语

以上仅是国内TCE平台蓬勃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和铂医药、先声制药、恩沐生物等企业也在该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从宏观视角看，中国TCE双抗的发展早已超越了“CAR-T简易版”的初始认知，走出了一条“技术平台突破与出海模式创新”相结合的差异化道路。短短数年间，国内超过150条在研管线背后，是中国制药企业从靶点跟随者向技术定义者、从单纯产品授权（License-out）到新型公司合作（NewCo）的全面升级，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成为全球赛道的“破局者”。技术自主化是核心底气，各式TCE平台的涌现正在改写行业研发规则，而出海模式的革新则彰显中国创新药从“产品输出”迈向“平台输出”的新阶段。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实体瘤肿瘤微环境（TME）的穿透、长期安全性的验证等技术瓶颈有待攻克，BCMA、Claudin18.2等热门靶点仍面临同质化竞争压力。未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将来源于“技术平台与产业生态”的协同效应。TCE疗法不能孤军奋战，唯有与ADC、PD-1抑制剂等其他疗法联动，形成联合治疗矩阵，才是构筑持久优势的“王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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