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重塑人机关系，探索未来新路径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

本文根据腾讯研究院对段永朝老师的访谈整理

访谈时间：2025年8月1日

当前大模型，如同一位“话痨”，无论问题如何，总有一答，从不说“不知”。这种不论对错皆回应的特性，恰是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标志。

AI时代，个体的独立性在减弱，而对群体智慧的依赖在增强。这相当于将个体沉重的认知负担，合理地转移到了“外脑”上。

资料易得，自主决策的信心反降。因为分析维度繁多，难以判断何者恰当，产生新的不确定性。

过去的教育，实则是对人的知识“预训练”。大模型的出现，大大缩短了这一漫长过程。

未来或将重新定义生命，机器成为“新物种”。若不能想象这个“新世界”，便只能在旧框架内讨论新关系，永远理不清。

未来人类将不再是纯粹生物学概念，而是介于“纯种人”与“赛博格”之间的模糊地带。

物理劳动将退出生产要素行列，人类劳动将更多发生在精神与创造领域。

未来的制造业将成为无人化的公共事业，生产、消费、分配不再是线性顺序，而是同步发生的“并发逻辑”。

未来的经济模式将围绕个体的兴趣和真实需求组织，而非以“交易”为中心。

我们用图灵定义的“有限”计算工具处理“无限”的现实世界，却恍然觉得自己拥有无限工具。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去创造它。但不可“穿新鞋走老路”，需开创与技术范式匹配的“新路”。

AI浪潮正深刻改变人类社会，触及个体认知、群体智慧形态，乃至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近来，《纽约客》的文章引发了关于AI对人类智慧“降智”的讨论。对此，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视角，深入分析现象，构想未来的人机关系，并探索应对策略。

AI的双重影响：降智与启智的辩证统一

AI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可归纳为两个核心层面。首先，个体运用知识独立性的下降与对群体智慧依附性的上升。这一趋势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从互联网、大数据、社交网络到大模型的历史潮流。在AI时代，个体可将原本需要多领域专家才能承担的“认知负担”，合理转移到大模型这个“外脑”上。同时，AI带来群体智慧形态的升级：过去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时代，群体的智慧是物理层面、非实时的聚合；AI时代，大模型对群体智慧先整合再输出，带来化学层面、准实时的融合。

其次，个人自主判断的信心正在下降，而外部参考（他者）的价值和咄咄逼人的能力正在增强。信心下降的原因有二：其一，信息过载削弱了对自身结构性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信心；其二，“外脑”的侵入性增强。大模型使得获取参考资料变得极其容易，数量级跃升导致个人在决策时考虑的是否“穷尽资料”，而非“论证是否充分”。

然而，上述影响不应被简单视为“降智”或负面。技术带来的影响是动态且辩证的，既有“升”的一面，也有“降”的一面。我们不应以静态、二元对立的眼光评判。

重构人机关系：想象新世界与共生路径

探讨人与智能技术的关系需采用几十年的长远尺度。在量子计算到来前的几十年窗口期，是思考人机关系问题的关键期。需认识到过去百年的知识论基础已出现破灭。

讨论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想象未来人机分工的成熟稳态；二是探索从现状到达该稳态的可能路径。

对未来的想象不能沿用三百年前笛卡尔主客二分法或分层理论框架。我们需要看到“机器世界”的崛起，重新定义生命概念，讨论“新世界”。人类通过神话、传说等叙事传统一直在想象和创造“新物种”。如今，生物科技使得改变人体乃至创造新物种成为技术趋势。

未来无人工厂将催生全球性“机器世界超主权结构”，摆脱现有货币体系。传统生产领域将实现无人化，人类退出物质转换为核心的生产领域。新物种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生活、消费乃至繁衍方式。

探索从现状达到稳态的可能路径涉及两条“绳索”：旧绳索是“人类共识”，新绳索是“人机共识”。从“人际共识”向“人机共识”的演进是重要线索。

未来之路：融合东西方智慧，构建新经济逻辑

制定应对未来的对策需认识两大“天花板”：物理天花板和心理天花板。前者是计算技术的“算力天花板”，后者是审美疲劳或生活倦怠。

应对挑战的唯一良药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这需弥补西方文化的根基不牢问题以及东方文化在表征和符号化上的短板。

在实践上，必须“穿新鞋、走新路”。这条新路的核心是“公共精神的复兴”。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领域”范围可能极大扩大。关于公共领域的治理、行为规则、创造性仍有很大缺陷。

这一转变背后是经济底层逻辑的颠覆：技术让供给充足、需求可计算，不平等的核心原因是“错配”而非稀缺。因此，基于信息稀缺的亚当斯密式“交易逻辑”已过时。经济正转向以个人意愿为中心、以实时“分账”为形式的新逻辑。新经济的运行模式将从“串行逻辑”转变为“并发逻辑”，且生产将成为无人化的公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