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才争夺战：全球地缘政治下的核心博弈

9月5日，彭博社及《金融时报》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全球主流大模型Claude的开发商Anthropic发布公告，宣布因法律、监管与安全风险，立即停止向“中国控股公司”提供服务。

这一消息迅速在科技界与媒体圈引发广泛热议。

Anthropic由OpenAI前员工于2021年创立，被誉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继OpenAI之后最具潜力的企业。

然而，Anthropic的这一决策，无疑暴露了其认知的局限与不成熟。

因为人工智能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较量，而非单纯技术的比拼。对此，深受美国禁令影响的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深有体会。

黄仁勋曾在多次采访和公开演讲中引用一个令人瞩目的数据：“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为华人。”以此警示美国各界。

AI人才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焦点

2025年初夏，华盛顿希尔顿大酒店的宴会厅内，一场名为Hill & Valley Forum的峰会正在举行。政界、商界及科技巨头云集于此。

NVIDIA创始人黄仁勋身着标志性黑色皮夹克登台演讲。谈及人工智能未来时，他重申：“全球半数AI研究人员是华人。”

他进一步强调，这一现实必须“作为重新审视技术竞赛规则的核心变量”。

在场人士都清楚，黄仁勋所言不止于简单的人才统计，更触及复杂的人才流动与文化归属问题。这正是美国当前AI战略焦虑的核心所在。

该论坛有何背景？Hill & Valley Forum成立于2023年，由美国国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及数位硅谷顶尖风投人共同发起。目标明确：应对中国科技崛起带来的战略挑战，促进政策制定者与科技界的紧密协作。论坛每年在华盛顿举行，包括闭门圆桌和公开峰会，议题涵盖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制造业回流等战略方向。嘉宾囊括美国科技与政治领域的关键人物：国会议员、拜登或特朗普政府高层、硅谷科技巨头创始人及风投领袖。有媒体视其为美国制定技术竞争战略的核心平台。

在这样一个政治与技术交织、全球视野高远的场合，黄仁勋着重强调AI人才的族裔结构，绝非偶然。

其隐含之意是，AI人才已超越企业招聘范畴，上升为国家战略资源。人才的流动与归属，正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

这一信号十分清晰。论坛前夕，美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限制高端技术人才流动的政策，尤其在AI和半导体领域。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与中国机构或企业有关联的研究人员及学生的签证审查，导致他们更难获取或续签F-1学生签证和H-1B工作签证。同时，禁止或限制如华为、中芯国际等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在美进行技术合作与交流。

全球AI人才供给格局：中国人才表现突出

要深入理解这一数据的深意，需全面分析全球AI人才的供给格局。

根据Digital Science 2024年发布的报告《DeepSeek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AI: China’s ascent to research pre-eminence in AI》，中国AI人才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瞩目。报告指出：中国AI论文产出量已接近全球总量的一半，成为全球AI研究的驱动引擎。

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质量也同样卓越。依据乔治·华盛顿大学数据分析平台ETO的最新调查《国家/地区AI活跃度指标》，2017年至2022年间，在高被引论文方面，美国以34036篇位居榜首，中国以29229篇紧随其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机构排名中，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AI论文被引次数已超越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分列第一和第三。

在AI基础研究领域，中国已是全球公认的领导者之一。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持续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创新潜力强的AI人才。这种规模化的人才产出，为全球AI产业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储备。

但需关注一个问题：我们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流向何处？最终在何地创造价值？

此处出现一个显著的地理断层。许多华人AI精英虽毕业于中国顶尖学府，但其突破性研究成果却在硅谷科技巨头（如OpenAI、Google DeepMind、Meta）的实验室中实现。这种现象被称为“人才供给”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地理错配。

例如，知名华人AI科学家李飞飞，本科毕业于中国，但其主要成就——ImageNet项目及斯坦福AI实验室的建设，均在美国完成。再如，OpenAI的顶尖华人科学家们，他们的贡献直接推动了ChatGPT的诞生。这些由中国培养的AI人才，最终被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所吸纳和转化。

人才、主权与技术霸权的交织

显而易见，人才不等于主权。

以OpenAI为例。ChatGPT的成功背后，华人科学家如Lilian Weng (翁丽莲)、Chen Zeqing (陈泽青) 等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模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这些突破性研究的最终所有权和商业利益，仍牢牢掌控在美国企业手中。人才的贡献虽大，却最终服务于美国的资本和技术霸权。

从国家视角看，中美之间的博弈日益微妙。

美国担忧人才外流，恐顶尖人才在本土创造的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通过人才回流导致技术“外溢”。这直接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垄断地位。因此，美国政府近年通过多项政策，试图限制高端人才，特别是AI领域的华人科学家，与中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美国司法部曾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对涉嫌技术盗窃的华裔科学家进行调查起诉。这些举措旨在阻断人才链条可能出现的泄漏，确保技术成果的独家占有。

中国则忧虑创新力外包。自身投入巨资培养的顶尖人才，最终为美国科技霸权贡献力量，这无疑是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损耗。中国在人才培养上投入巨大，却面临人才流失和技术成果难以完全保留的困境。人才的智力外包，使中国在AI研究“上游”占优，却在“下游”的商业转化和技术霸权竞争中处于被动。

AI地缘政治或引发未来AI生态的分化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企业也难以置身事外。传统竞争维度正在转变。过去，企业可能只关注谁拥有最强GPU或算力。如今，更核心的竞争在于：谁能构建一个能吸引、留住并高效协作的全球顶尖AI团队。

若企业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人才供给，或因政治因素无法全球自由配置人才，其长期创新能力将受严重制约。这对中美双方皆然。例如，依赖中国留学生为主要研究力量的美国公司，可能因签证政策收紧而面临人才短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也可能因地缘政治紧张而遭遇数据和技术外溢风险。

这引出一个开放问题：当地缘政治将AI人才锁定在不同区域时，未来AI商业模式和技术发展路径是否会分化，形成不同生态圈？

在不远的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美国主导的AI模型更侧重西方价值观和商业应用，而中国主导的AI模型则更契合本土数据与市场需求。

这种分化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文化性和战略性的，意味着全球AI生态的碎片化。

对企业来说，未来战略布局将异常复杂。他们需考量技术与市场之外，更须评估地缘政治风险。投资与研发可能需要分散至不同国家，以构建更具弹性的全球网络。例如，微软和谷歌在全球多地设立AI研究实验室，以分散风险。微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剑桥等地设实验室；谷歌则在瑞士苏黎世、法国巴黎、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建立研究中心。

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公司也开始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吸引全球人才。腾讯于2017年成立全球AI Lab，在西雅图、加州等地设立实验室，汇聚全球数十位AI科学家及50位世界级AI博士，专注于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同年，阿里巴巴创立全球研究院达摩院，聚焦机器智能、芯片技术等前沿研究，在全球8个城市设立研究中心，聚集近10位IEEE Fellow级别科学家。

总结

分析至此，趋势已十分明朗。未来AI技术博弈中，算力（GPU）和资金将随时间趋于同质化。即GPU性能提升将放缓，投资热潮终将回归理性。真正能拉开国家或企业差距的，是对人才链条的掌控力。谁能吸引、培养并留住顶尖人才，谁就能在长期AI竞争中占据优势。

对国家而言，仅“抢人”不够。不止于待遇，更需构建一个能让顶尖人才最大化发挥价值的环境，包括开放的科研文化、高效的转化机制及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

对企业，则需具备全球化视野，建立能在全球范围吸纳和配置人才的弹性组织架构。这要求企业文化更包容、管理更灵活，以打造真正的人才“护城河”。

未来的技术战争，或许并非芯片决战，而是人才争夺战。谁赢得人才，谁就能定义未来的游戏规则。

数据来源

[1]Hook, Daniel (2025). Deepseek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AI. figshare. Online resource.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29336588.v1

[2]Melot, J., Arnold, Z., Abdulla, S., & Chalal, H. (2024). Country AI Activity Metrics (1.3.0) [Data set].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4522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