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轮电动车而言,智能化与高端化或许并非其核心关切。
或许谁都不曾预料,那些在风雨中穿梭的代步工具,竟能蜕变为高端智能消费品,雅迪与爱玛也因此演绎出令人惊叹的篇章。
还有一家名为「九号」的企业,在这个赛道上呼风唤雨。
更无人想到,那个曾风光无限、备受追捧、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牛电动车,却逐步上演一出《伤仲永》的戏码。
故事的开端要回溯到2015年。
2015年,李一男在微博上发文,内容为「酝酿良久,愿将一切过往归零,创业路上再次出发」。
这宣告了小牛电动车项目的正式启动。
李一男是谁?
在中国科创界,若论少年英才,李一男若称第二,恐怕无人敢称第一。
李一男出生于1970年,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23岁研究生毕业即加入华为,入职半个月便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后晋升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升为中央研究部总裁兼公司总工程师,27岁成为华为副总裁,其地位与股权仅次于任正非,被誉为首代华为太子爷。
后来他离开华为,自主创业。创办的公司遭到华为的激烈竞争,最终以17亿元的价格被老东家收购。
此后,李一男被李彦宏招揽至百度担任CTO,后来又历任中移动12580的CEO、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
这份履历堪称辉煌,即便是雷军和李想这类年少成名的业界大佬,在30岁前也未必敢说能稳压同期的李一男。
然而,从离开百度之后,李一男的职业生涯似乎开始走下坡路。
尤其在2010年后,李一男明显赶不上时代步伐:同辈创业者中,雷军打造出小米,张小龙则推出了微信,两人都比李一男仅大一岁,且都曾在武汉求学,张小龙更是李一男的学弟。
若是你,会甘心吗?李一男显然不愿沉寂。
2015年,一个机会出现在他面前。
一位名叫胡依林的潮牌设计师,拿着一份关于小牛电动车的商业计划书,走访了北上广的创投圈,寻求投资。
但对于电动车这类大型制造业项目,仅凭一名设计师主导,显然难以成事。因此,投资人建议胡依林,要想将小牛做起来,必须找一位能撬动资源、吸引投资的CEO,且这位CEO需掌握公司控股权。
胡依林展现出极大格局,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经投资人牵线,这份计划书被递到了李一男手中。
在李一男看来,小牛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或许能成为下一个小米。
他果断加入。有了李一男的名声加持,千万美元级别的融资变得顺理成章,组建精英团队、落地制造工厂等事宜也都推进得异常顺利。
当然,产品始终是关键。
2015年,市面上多数电动车仍使用铅酸电池,产品粗制滥造,以低端杂牌为主。即便是雅迪、爱玛等大品牌,也主要销售走量车型。
小牛则瞄准市场空白,以新能源、智能化和设计感为核心卖点:采用锂电池、博世发动机,并集成多种智能化功能。
凭借李一男的雷厉风行,2015年6月1日,小牛N1在万众期待中发布,售价3999元。这个价格足以购买三台普通电动车,但小牛却以高价刷新了京东众筹的金额和销量纪录,堪称梦幻开局。
然而,这份顺利持续了多久?
仅仅两天。
2015年6月3日,李一男因涉嫌股票内幕交易被警方带走,次年判刑两年半。
小牛的故事,就这样以戏剧性的方式拉开帷幕。
另一边,九号的故事,其戏剧性丝毫不逊于小牛。
实际上,九号成立的时间比小牛还早三年。2012年,一群北航出身的工程师聚集在一起,创立了一家电动平衡车公司。
当时,电动平衡车还是个新鲜事物。在北京望京、五道口等互联网氛围浓厚的区域,常能看到白领们踩着“风火轮”从地铁站赶往公司,甚至有人在办公室内移动也依赖平衡车,自觉酷炫而极客。
颇有成人版暴走鞋的意味。
九号便专注于此,起步颇为顺利。但创业两年后,他们接到了一纸来自美国的诉状。
原告是美国公司赛格威,号称平衡车鼻祖,手握400项核心专利,几乎覆盖所有技术路径,想做平衡车难免触及赛格威的布局。
这一诉讼,对尚是小作坊的九号而言,近乎灭顶之灾。
通常,面对行业巨头的绞杀,要么支付高额和解费庭外和解,要么硬着头皮在陌生的美国打一场胜算渺茫的官司。
然而,九号的创始人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们不选择当被告,而是选择收购原告。
所以,大家都学会了吗?打不过不一定要加入,还可以直接买下对方。
而亲手书写这一剧本的,既非九号董事长高禄峰,也非CEO王野,而是一个你我皆熟悉的名字——
雷军。
剧情是这样的:就在赛格威起诉的同时,九号被小米系资本看中。小米、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加上红杉资本,三家向九号注资8000万美元。
这笔资金,正是让九号赴美进行“大采购”的。
当时美国总统还是奥巴马,在技术出口上的限制不如后来特朗普和拜登时期严苛。
于是,这一波操作让小米展现了实力:有钱,确实能为所欲为。
弯道超车太累,不如直接买下前车。
从此,九号在平衡车领域大杀四方,如入无人之境,成为全球平衡车市场的王者,也奠定了其硬件科技公司的地位。
而且,小米给予的不仅是资金。
依托“米链”强大的规模化供应链能力,九号能大幅压低价格。其首款爆品——Ninebot Mini,仅售1999元;而在美国,赛格威的类似产品售价高达5000美元。
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2018年小米推出的一款卡丁车,当时颇受欢迎。其实那就是九号的平衡车加上卡丁车套件。
可见,雷总的新能源造车梦,或许最早在九号身上就已初现端倪。
总之,小米与九号当年关系亲密,九号的收入一度超七成来自小米。
但很快,摆脱生存焦虑的九号进入了“叛逆期”,它想离开小米。
原因很简单。
与小米强绑定,九号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大丈夫岂能久居人下?
况且,当时贴上“小米”标签的产品,常与性价比关联,难以走高端路线。
于是,2020年上市后,九号启动了“去小米化”进程。来自小米的收入占比迅速从七成降至5%,公司短期业绩承受巨大压力。
所幸,业绩下滑未持续太久,九号很快从阵痛中恢复。
而拯救九号业绩的,正是两轮电动车。
与雅迪、爱玛这些服务于代步刚需的传统两轮电动车不同,小牛和九号的电动车,本质上是电子消费品。
以小牛为例,从首款车开始,就将大量智能化功能融入电动车:刷卡解锁、USB充电口、车载大屏、智能防盗、续航管理、APP交互等。
随后,又加入自动光感应灯、远程寻车、边撑感应、坐垫感应、骑行日志等功能。
当年有人称小牛为电瓶车界的特斯拉,倒也贴切。
此外,作为消费品,设计感也至关重要。
设计审美见仁见智,但看看2015年小牛的首款车N1,外观如下。
同期其他品牌的电动车,外观如下。
说一句审美领先,并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小牛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大玩具”的定位。
它将“可改装性”作为核心卖点。
从首台车开始,小牛的设计就为玩家预留了充裕的改装空间。
改装圈中,早有“十辆小牛九辆改”、“买小牛不改,不如推向大海”等说法。
尤其是小牛的早期核心用户,购车动机往往就是为了改装。5000元的新车落地,上牌后仅算半成品。购买配件、提升性能、改造外观、定制涂装所花费的资金,可能是车价的数倍。
而且,在小牛横空出世前,国产高端电动车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小牛增长极为迅猛。创立首年,销量达5万台;到2018年上市时,年销量已增至33万台。
2019年,小牛更从高端市场向下渗透,推出售价2499元的车型,布局中端市场。这一年,小牛年销量暴涨十多万台,首次实现盈利。
尽管李一男入狱一度重创小牛,尤其在市场营销上迫使公司转向低调。但好在李一男此前已为公司短期发展、产销布局做了充分规划。
即便CEO缺席,公司仍沿其布局顺利完成了扩张、上市、盈利等步骤。
若给小牛更多时间,它或许能在电动车行业成长为像雅迪、爱玛一样举足轻重的企业。
但市场未给予这样的机会。
因为九号崛起了。
九号是一家专注于出行领域的公司,起初做平衡车,后为小米代工生产电动滑板车。
但平衡车和电动滑板车都有共同问题。
它们游走在交规灰色地带,缺乏明确路权。
与老头乐类似,这些轻型代步工具虽有真实需求,却是难以做大的生意。
于是,2019年12月,九号发布一款电动摩托车和一款电动自行车,最高价达16999元,入门款也要3999元。显然,这是对标小牛而来。
卖点也相似:智能、美观、大玩具。
但对九号而言,此时切入电动车市场,堪称逆天改命之策。
为何称逆天改命?需结合大环境来看。
2019年,两轮电动车新国标实施,严格规定了整车质量、最高速度、载人等指标。
对电动车企业,新国标无疑是利好,推动了市场规范化、品牌化,并刺激了新车置换需求。
2019年入局的九号,恰逢其时。
上市首年,九号销量突破10万台,虽无法与千万级销量的巨头相比,但对新品牌而言已属亮眼。
2021年,九号销量猛增至40多万台。
到2023年,九号年销量已达140多万台。此消彼长之下,小牛业绩从2022年开始下滑,2023年被九号远远甩开,让出了高端电动车市场的头把交椅。
那么,是什么让九号在短短三四年内超越小牛?
有人归因于九号技术积累深厚、智能化能力更强。
也有人认为九号更适配改装文化,契合发烧友需求。
还有人提及代言人易烊千玺的效应。
但深入分析九号的战略打法,以上皆非核心。
九号能击败小牛,胜在战略与认知层面。
九号做高端电动车,并非简单复制小牛路径。
相反,这个新玩家对市场的理解,比从业四五年的前辈小牛更为深刻。
入局不到一年,九号便发布中端产品线B系列,售价2599元起,直接对标小牛的中端款。
又过一年,九号再推A系列产品线,售价1999元起。
这一价格带已下探至接近雅迪、爱玛的区间,是小牛多年来未曾涉足的。
可见,九号比小牛更早认识到:高端化与智能化可作市场宣传,但不可自我迷惑;两轮电动车市场终究以低价刚需为核心。
因此,最佳战术是打着高端化旗号,赚取刚需市场的利润。以低价快速提升销量,实现规模化,从而压低单车成本,达成盈利。
有趣的是,当九号迅速下沉中低端时,小牛却进行价格升级,导致销量不增反降,市场份额被九号大幅侵蚀。
价格,成为双方关键胜负手之一。
而这关联到九号的另一关键战术——或曰小牛的另一战略失误。
即门店扩张。
小牛一直标榜互联网创业基因,早期产品甚至仅通过电商发售,因此在开店上并不积极。
关键数据:2021年,小牛线下门店约3100多家。2023年,因涨价导致销量下降,部分门店关闭,门店数一度降至2800多家。
到2025年,门店数回升至4500多家,虽有所增长,但未实现数量级突破。
反观九号?早在2020年5月,即入局电动车市场半年时,便快速布局1200家门店,可谓产品未动,渠道先行。
到2021年,门店数增长至1700多家。
而今呢?截至第三季度,九号门店数已超9700家,仅今年就新增一千多家,年内有望突破万家。其中,或许不乏从小牛转投的经销商。
众所周知,电动车是高度依赖线下门店的行业。试驾、售后乃至上牌服务,都需门店支持;甚至如解除限速等灰色操作,也仅线下门店能提供。
在这种行业,开店不积极,无异于自断经脉。若小牛门店未覆盖到用户附近,用户自然转向九号。
不重视门店扩张,是小牛最大战略失误,也是九号逆袭的关键契机。
九号比小牛更深刻领悟了商业本质:哪怕是科技电子产品,也需扎实卖货。渠道与价格,永远是关键变量。除非产品力存在代差,或对用户需求理解天壤之别,否则商战胜负取决于门店数量、渠道广度、价格优势这些硬实力。
故事至此,该结束了吗?
尚未。
不妨思考:故事中是否遗漏了什么?没错,正是传统电动车企业。
小牛与九号竞争如此激烈,为何雅迪、爱玛等头部企业不介入分羹?小刀、台铃等老玩家为何未施以降维打击?
若高端电动车生意真如此诱人,岂会留给两家创业公司?
显然,这并非香饽饽。
须知,在小牛和九号走红前,雅迪和爱玛就已推出过高价高端电瓶车。此外,雅迪的代言人从李敏镐、胡歌到范·迪塞尔,爱玛的周杰伦,无不是为高端化铺路。
可见明星代言非胜负关键,毕竟无人真信他们骑行电动车。
但这些高端化尝试均告失败。
直至小牛和九号将电动车包装为高端智能产品,高端化才略有起色。但现实是,包括小牛、九号在内,所谓智能高端电动车市场份额仍微乎其微。
以“北爱玛、南雅迪”这对行业双雄为例:雅迪年销量约1300万台,占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爱玛年销量近千万台。门店数上,雅迪超4万家,爱玛超3万家。
相较之下,销量百万左右、门店未破万的小牛和九号,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小牛与九号在高端领域的角逐,不过是茶杯中的风暴。整个电动车行业,仍由低价、渠道、刚需主导。
这折射出一个残酷现实。
智能化与高端化,对电动车而言,或许真是无关紧要之事。
一方面,当前九号和小牛的智能化水平,远未形成断层领先。
诸如刷卡解锁、手机APP连接、智能防盗、远程寻车等功能,传统厂商也能通过供应商实现。
至于自动泊车、车位寻找等功能,更像是为溢价而设的花哨设计,主要提供情绪价值。
因此,市场看来,越智能的车,溢价与冗余越多,越难吸引大众消费者。
原因很简单:相比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电动两轮车是过于纯粹的代步工具。
以下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汽车有汽车文化,自行车有骑行文化,摩托车有机车文化,但我国电动两轮车保有量达3.5亿,却无“电瓶车文化”。
许多人认为交通工具文化在于改装,故小牛和九号预留改装空间。但“改装”仅是表象。
我认为,真正赋予出行工具文化属性的,是“旅行”。
汽车驶向最美公路,自行车环游太湖,摩托车驰骋山间。
即便多数人的汽车、自行车、摩托车仅用于城市通勤,也不妨碍这些工具承载“诗与远方”的梦想。
因此,这类出行工具的广告总有一支:
开头是公路或山间空镜,一辆车孤独行驶,配音低沉诉说深邃话语,配以舒缓或激昂音乐,结尾常是驾驶者停车远眺或驶出画面,最终黑屏打出品牌口号。
看完虽不明所以,但感觉高级。
归根结底,皆在营造“在路上”的氛围。
有趣的是,这“在路上”绝不能是“在上班路上”。
因为文化营造往往与谋生背道而驰。
“在路上”传递的,始终是逃离枯燥生活的渴望。
逃离工位、打卡、生意、辅导功课、父母催婚、甲方压榨、日常琐碎。
而这一切,在电动两轮车上天然缺失。
你不会见到雅迪、爱玛奔驰在进藏之路,也不会见到小牛、九号丈量世界经纬。
自诞生起,它的使命就被锚定:如何更便捷、高效地从A点抵达B点——从家到公司,从菜市场到学校,从快递站到单元门。它是生活本身,而非生活的诗意注脚。
这也注定,两轮电动车的高端化是无根之水,是小而美的生意。
或许这类生意缺乏浪漫,市场有限,天花板低。
但当这些两轮车支撑起千万普通人的生活,在每个清晨黄昏成为社会运转的毛细血管,并给予使用者些许小确幸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或许,最适合两轮电动车的,正是这样一曲《凡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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