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论创新型企业与追随型企业的深度解析

罗永浩在最近的一次视频访谈中提到，大多数科技公司并不以创新为主导，而是倾向于追随市场趋势。华为虽然成就斐然，但本质上属于追随型企业，类似地，Oppo、vivo和小米也归为此类。从商业成功概率来看，创新型企业的成功率相对较低，而追随型模式在商业上更容易实现目标。

《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罗永浩与何同学对谈截图

罗永浩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对比中美企业的创新能力。当前，中国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强实力，例如在全球创新50强榜单中，常有5至10家中国企业入选，许多中国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也相当巨大。因此，罗永浩这里所说的创新型企业，主要是指那些进行颠覆式、开创性创新的公司。在他看来，“创新型企业通常依靠个人英雄主义驱动，而追随型企业则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和机制”。

这也是近年来热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中美企业家在气质上存在显著差异。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斯克探讨的太空探索，与马云关注的实际应用形成对比，当时许多人觉得马云的商业理念过于务实。其他例子，如杨元庆与马斯克的对话，以及黄仁勋2013年参加小米发布会的视频，也常被引用。

人们观察到，美国在推进可控核聚变、页岩气革命、火箭回收、脑机接口、ChatGPT等领域取得突破；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更侧重于广告点击、借贷服务等应用层面。即便中国有创新，也多是在美国开创的技术路线上进行微调和赶超，而非开辟全新路径。

技术创新：冒险精神和英雄主义

罗永浩用个人性格解释中美企业家的差距，认为中国企业缺乏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观点有一定合理性。

个人英雄主义常与偏执、冒险、独断、热情、勤奋等特质关联。正如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的名言：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格鲁夫认为这种“偏执”是对潜在威胁保持高度警觉，他强调“技术公司死于自满，而非外部竞争”。

暂且不论中国企业家个体是否缺乏这些品质，中国社会整体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认同度较低。在管理层眼中，个人主义可能被视为独断专行，忽视实际情况。

个人英雄主义在创新中的体现，关键是冒险精神。例如，微软冒险投资OpenAI，开拓了新技术路线。但中国社会对冒险的接受度不高。天津大爷跳水被禁止，北京公路两侧加装阻拦网，大学校园需预约进入，这些都强调安全，但有些活动的本质就包含风险。过度追求安全，可能抑制创新活力。

这些冒险活动，常被视为温饱后的追求。但只有群体在基本需求满足后，才能关注更高层次的事务，如探索未知、研究抽象科学、进行创新。这必然伴随风险和损失，但也可能带来珍贵突破。

冒险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敢于尝试、勇于拼搏。这种行为背后的精神，与创新行为高度相似。

过度谨慎、为安全而限制自由，可能导致群体墨守成规。社会氛围是个体行为的基石，不可能社会排斥极限运动，却期望企业家在创新中充满冒险精神。一个人不敢爬小山坡，企业家自然不愿承担商业风险，科研人员也会避免事业名声的损失。

因此，对个体的尊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基础。社会必须接纳冒险精神，才能促进更多创新。可以说，社会对冒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缺乏包容，影响了技术领域的开创性创新。

英雄主义要制度支撑

企业作为组织，受法律、制度、资本市场规则和社会氛围制约。企业家的个性特征也受这些因素影响。

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尽管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等投资者反对，在特斯拉2025年股东大会上，超过75%的股东批准了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薪酬方案。特斯拉股价随后上涨。这份十年期“业绩对赌”协议，可能使马斯克成为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特斯拉采用同股同权架构，散户股东支持马斯克，社会氛围容忍并重视个人英雄主义在企业中的作用。

美国资本市场通过同股不同权制度支撑企业家的个人英雄主义。科技公司常需为长远技术利益放弃短期收益，这需要独断决策，因此AB股结构流行。

A类股由创始人和主要投资者持有，享有决策权；B类股由其他投资者持有，主要只有收益权。这种结构让企业家在融资后仍保持控制，更能发挥个人英雄主义在开拓性创新中的作用。例如，Meta、谷歌、京东等都采用此结构。

基于中国《公司法》“一股一票”规定和交易所制度，国内上市公司不允许AB股架构。但近年来，中国推出政策为“同股不同权”公司上科创板铺路，这为科技企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

英雄主义离不开时代背景

人民网曾言：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

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均GDP约7.6万美元，而中国约1.2万美元。中国GDP达美国的60%—70%，但人口基数大，财富不能全投科技，还需满足基本需求。因此，科技公司获得的经济支撑不同。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特征必然差异。

形象举例：美国中产买游艇、有泳池，中国中产买10来万的车、流行跑步等廉价运动。中产生活模式和企业创新特征的差异，根本原因都是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除经济阶段，还有技术发展阶段。当前炫目的技术创新，多源于多年前基础。

克劳德·香农1948年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提出信息熵，为现代数字通信奠基，也是5G的基础。1964年，戈登·摩尔提出摩尔定律，那时中国刚结束困难时期。OpenAI最热时，微软投资救助，而微软成立于1975年，中国尚未恢复高考。1995年，马云卖黄页时，微软已是全球垄断操作系统公司。

因此，基于不同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中美科技公司在开拓性创新能力上难直接比较。

现在常提联想当年未做芯片，错失良机。但当年联想仅是亚洲销量第一，而苹果如今占全球手机一半市场、利润最大，才开始实施赶超Wintel联盟战略。当年联想搞芯片很可能失败。实际上，倪光南曾获资金研发芯片，最终失败，资金被转投房地产。

柳倪之争：“市场派”和“技术派”的碰撞

再如，中国曾搞大飞机和光刻机。但造出飞机与量产商业飞行不同；光刻机在70年代半导体技术初现时，中国还能跟上，随着技术快速发展，缺乏工业基础便难以追赶。这像小学生和大学生学游泳，初期姿态相似，后期差距拉大。更何况60年代中国收音机都稀罕，更无CPU市场。没有庞大国内利润支撑，半导体需国家持续输血。

但那时中国更需投资钢厂、发电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即便全力发展半导体，也会因经济基础薄弱，最终被拉开差距，而本应建设的基础设施沦为废弃设备。

因此，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缺乏个人英雄主义，最根本原因是国情不同。

承接技术扩散的集体主义创新

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原因，含技术发展作用。长期看，只有当资本与有效技术发展和创新结合，生产率提高、供给增加，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出口领域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这实质是技术转移和承接。出口参与国际分工，背后是技术扩散：FDI、进出口、世界工厂都是技术扩散结果。

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外国工程师助力量产；为降低成本，培训本地人才，在华建研发中心。这些都帮助中国学习技术，这是一个技术扩散过程。

技术扩散有时更简单。一句话就可引发扩散。如穿越到古希腊或春秋时代，带去“一切东西都是由原子构成”这句话，便能刺激现代化学萌芽，进而推动物理大发现。

中国创业创新潮中，有所谓的“Copy from America”。同样，看到马斯克的筷子火箭、战斗机形状、人工智能并行计算等描述，都能节省大量试错成本。

因承接的是成熟技术转移，已过市场甄别，承接方已知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等技术经济合理性——即使短期不合理，长期总体正面——只要有量、有速度即可——无须在试错中损失效率，这转化为发展速度。

此过程中，在大政府模式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成为承接技术扩散的优势。

目前，中国在“从1到100”的产业化扩张方面，已展现出全球瞩目能力。这指将已验证技术或原型，通过整合产业链、政府促进投资等方式，实现大规模制造和优化，发展为高效率成熟产业。在新能源车、光伏领域，中国通过此模式占据全球优势。

过程中政府技术投资、补贴，微创新、再创新、产业链创新，某种程度上是承接技术扩散的集体主义创新。

中国新能源车崛起也源于此模式。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政策创造良好环境，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创新。需指出，新能源车表现抢眼的是比亚迪、吉利、理想、蔚来等民营企业，而非国企。企业在政策外，通过企业家才能成为行业佼佼者。

2025年诺奖得主、经济学家阿吉翁盛赞中国成功结合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某种程度上，这恰是中国企业家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刺激出中美企业对比——毕竟已无人拿欧洲日本企业与美国对比。

时间维度上，可见中国进步。例如，90年代486时代，无人觉得中国企业家应有开拓精神做类似产品；如今，人们愿比较中美企业创新。

所以，不是近年出现差别，不是改革开放未持续科技赶超造成差距，恰好相反，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才缩小了差别。中国企业已能紧跟世界技术创新前沿，才有了对比可能。

此过程也了不起，如华为能在自动驾驶、GPU技术路线上快速实现国产化。这需要有魄力的企业家、优秀工程师、市场竞争环境。但显然，此过程需较少个人英雄主义，较多现代企业管理和关系协调。

过度追赶导致边际效益递减

但毋庸讳言，承接技术扩散式发展，只要有量、有速度即可，也带来惯性问题，即容易投资过度。

罗永浩在此问题上也有见解。他说，“六年过去了，5G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对于普通用户，专业领域我们不说哈，我是遗憾这6年没看到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出现。纯粹的技术进步，有时候你不知道它应该做什么，但是后来可能就有用了。我是完全支持技术进步的，但是也有很多出来了以后，当时花了无数的心血投入，但最后就一直也没什么用”。

2G-3G-4G技术路线明确，中国沿此道路实现5G网络领先。但救护车通过5G做手术、自动驾驶用5G操控，这两个经典5G应用未实现，是伪需求。实际上，当前5G用途多可被低成本WiFi取代。

例如，国外有技术通过家庭WiFi信号打电话。即使周边无基站，只要家有光纤宽带，也能接电话。再假设WiFi未实名制，商场、店铺提供免费无密码WiFi，那么5G意义还剩什么？当然，市中心、铁路沿线等场景仍需5G，但基站不必如此密集普遍。

再如高铁，也是承接技术再创新、反向输出技术的例子。也有投资过度问题。现在多地高铁不盈利，许多人认为发展后问题自解。但随着人口减少和向东部聚集规律，很多地方高铁在可见未来50到100年，可能永不盈利。更远将来，基础设施折旧完毕，任何设施都有寿命，意味着浪费已成事实。

被模仿，不一定就是创新

帆船比赛中，海上风转向时，领先者不应独立判断是否调帆，而应回头看落后对手。落后者调，领先者也调；落后者不调，领先者就不调。若落后者判断正确，从风中获最大动力，领先者也能，最终夺冠。若落后者判断错误，落后者慢，领先者也慢，但仍保持领先夺冠。无论对错，都可保持领先。

若不与追赶者一致，有两种情况：其一，他判断正确，获最大速度；你判断错误，停下，他被赶上。其二，他判断错误，你判断正确，他停下，你领先更多。但此种领先对于夺冠、保持优势无意义，不值得冒险失去冠军。

这就是著名的“领先者模仿追赶者”策略。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全球创新出现新模式，引发各国对中国模仿，甚至领先的美国也开始注重产业政策，在AI产业、制造业回流上施加政府影响力。

但应看到，领先者模仿不一定因追赶者策略正确，而是为“都对、都错”，保持优势。由此，需明确两点：

第一，当我们取得成就被领先者模仿，不意味我们在创新，或创新已落地成模式；

第二，若追求颠覆式创新，就需更大包容个人主义，不能沉迷产业政策有效性，后者强调集体主义，更适合追赶而非创新。

综上，罗永浩观点基本站得住脚，他将华为、三星、小米归为追随型企业，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