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E双抗赛道爆发：中国药企差异化布局引领创新浪潮

从2024年中期开始，跨国药企（MNC）对TCE（T细胞衔接器）的热情持续升温，一系列重大授权协议接连落地，其出海热潮的规模与影响力堪比曾经的ADC技术黄金期。

TCE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双特异性抗体，它通过一个或多个结合域识别肿瘤相关抗原（TAA），同时利用另一个结合域与T细胞表面的CD3分子结合，从而激活T细胞并引导其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与依赖细胞毒性药物直接杀伤的ADC不同，TCE通过调动免疫系统发挥作用，因此对靶点表达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但对肿瘤特异性的要求更为严格。

相较于需要个性化制备的CAR-T疗法，TCE双抗作为“即用型”药物，在治疗便利性、患者可及性以及生产成本控制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正因如此，TCE双抗正被视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核心力量，有望重塑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范式。

在这一充满潜力的赛道上，中国本土药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竞争已进入规模化阶段，并逐步形成差异化梯队。一方面，部分企业依托自主技术平台深耕管线；另一方面，通过全球商务拓展（BD）合作实现价值释放，展现出多元化的战略路径。

一场由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正蓄势待发，在这场群雄逐鹿中，谁能最终脱颖而出？中国创新药领域是否会借此诞生新的领军者？

01 TCE为何起风？

过去数十年间，治疗性抗体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基石，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例如曲妥珠单抗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利妥昔单抗用于B细胞淋巴瘤。然而，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机制极为复杂，涉及多条信号通路的交叉作用，单一靶点药物往往难以完全阻断肿瘤的生长或复发，其疗效因此受到限制。

1975年，Milstein、Cuello和Kohler发明的杂交瘤技术为抗体工程奠定了基础。随着技术的演进，双特异性乃至多特异性抗体逐渐走向现实。由于设计结构和作用机制各异，双抗药物呈现出高度异质性，难以用传统的“赛道”或“靶点”分类法简单概括，更需从“产品”层面进行差异化评估。

根据202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的一份行业指南，双特异性抗体可根据作用机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胞桥接型双抗，主要作用是招募免疫细胞至肿瘤细胞附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TCE，例如靶向BCMA和CD3的双抗；另一类是抗原交联型双抗，或称非细胞桥接分子，旨在交联细胞表面受体或中和细胞因子，例如同时靶向CTLA-4与PD-1、PD-L1与VEGF，或MET与EGFR、HER2与HER3等的双抗。

注：TCE双抗作用机制图解，资料来源：招商证券

在细胞桥接型双抗中，TCE凭借其CD3结合臂与T细胞表面的TCR-CD3复合物结合，直接激活T细胞，无需抗原呈递细胞参与。被激活的T细胞分化为效应细胞，随后发挥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杀伤作用，这一机制使得TCE的杀伤路径更为简洁高效。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全球TCE在研市场规模已从2020年的4亿美元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0亿美元，预计到2034年有望达到1101亿美元。那么，TCE双抗为何被视为下一个产业风口？

首先，血液瘤领域已取得实质性突破。由于血液系统中的肿瘤细胞可直接接触循环T细胞，TCE双抗在血液瘤中率先显示出优异疗效。截至2025年7月，全球已有9款TCE双抗获批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市场规模已突破百亿美元。

其次，实体瘤应用正逐步打开局面。TCE在实体瘤治疗中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肿瘤相关抗原（TAA）的安全性风险以及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浸润不足等。然而，随着安进（Amgen）的Tarlatamab（靶向CD3/DLL3）在美国获批上市，以及多款靶向CD3/CLDN18.2、CD3/EGFR、CD3/PSMA的候选药物在早期临床中展现积极信号，TCE在实体瘤领域的可行性已得到初步验证。

此外，TCE正向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延伸。对于某些由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疾病，耗竭病理性B细胞是一种有前景的治疗策略。通过将TCE与B细胞相关靶点（如CD19）结合，有望在自免适应症中实现突破。例如，安进的CD3/CD19双抗Blinatumomab在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初步研究中已观察到积极疗效。

在中国市场，随着本土生物科技公司持续推进TCE管线的临床研究，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不断积累，成果日渐成熟。跨国药企也纷纷加速在中国寻找并获取具有竞争力的早期资产，即所谓“采摘低垂的果实”。

表：代表性TCE授权交易概览，资料来源：锦缎研究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11月，中国本土企业在研TCE管线已超过150条，靶点组合高度集中，其中CD3/BCMA、CD3/CD19、CD3/GPRC5D位列前三，主要针对多发性骨髓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血液肿瘤，这一布局与全球研发趋势相吻合。同时，在实体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亦有部分企业率先探索。

总体来看，中国TCE研发已形成多元化、差异化的繁荣格局。

02 维立志博：豪赌TCE

在TCE领域，今年7月刚刚登陆资本市场的维立志博堪称布局最为全面的企业之一，其研发资源向TCE赛道倾斜的力度远超其他技术方向。

从战略高度来看，维立志博确立了“血液瘤巩固基础、实体瘤寻求突破、自免领域提前卡位”的三维发展策略，既立足于已获验证的成熟市场，又前瞻性布局高成长性新兴领域。依托其自有的LeadsBody技术平台，公司已构建起横跨血液肿瘤、实体肿瘤及自身免疫疾病三大治疗领域的TCE管线矩阵。

注：维立志博TCE产品管线布局，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维立志博进展最快的TCE候选药物为LBL-034（靶向GPRC5D和CD3），该分子采用“2+1”结构设计，通过两个Fab段结合GPRC5D以增强亲和力，同时利用低亲和力单链抗体（scFv）结合CD3，旨在平衡疗效与毒性。该药拟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目前研发进度位列全球第二。已公布的I/II期临床数据显示，在400μg/kg和800μg/kg剂量组中，LBL-034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达到88.9%和100%，疗效数据优于强生公司的同类药物Talquetamab。

LBL-033（靶向MUC16和CD3）是全球第二款进入临床阶段的MUC16靶向TCE双抗，主要开发用于卵巢癌、宫颈癌等妇科实体瘤的治疗。其I/II期临床试验已观察到初步疗效信号，并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有望填补MUC16靶点在实体瘤治疗领域的空白。

除上述产品外，维立志博的管线还包括LBL-043（LILRB4/CD3）、LBL-051（CD19/BCMA/CD3三抗）以及LBL-054（CDH17/CD3）。值得一提的是，全球首创的CD19/BCMA/CD3三特异性抗体LBL-051已通过NewCo模式授权给Aditum Bio，交易总金额高达6.14亿美元，刷新了国内临床前TCE管线的授权金额纪录。

倘若TCE技术平台迎来全面爆发，维立志博无疑已占据有利的起跑位置。

03 康诺亚：BD背后的取舍

依托其新型T细胞重定向（nTCE）平台，康诺亚开发了多款TCE双抗候选药物。然而，其核心资产接连通过海外授权交易出让，可能使其在TCE领域的领先地位受到削弱。

CM336（靶向BCMA和CD3）是康诺亚TCE管线的核心产品，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该药已进入I/II期临床剂量扩展研究，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同时结合BCMA和CD3，诱导T细胞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早期临床数据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2024年11月，康诺亚与Platina Medicines达成协议，以潜在总金额6.26亿美元将CM336除大中华区外的全球权益授权给对方。

类似地，2025年1月，康诺亚与诺诚健华联合宣布，将CD20/CD3双抗CM355的非肿瘤适应症权益授予RTW投资旗下的Prolium公司。根据协议，康诺亚将获得875万美元首付款，并有望收取最高5.02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同时获得Prolium的部分股权。CM355拟用于淋巴瘤治疗，目前处于临床II期，尽管其靶点组合相对成熟，但也面临较为激烈的同类产品竞争。

在接连出让两款进度领先的TCE双抗后，康诺亚管线中仅剩CM350（GPC3/CD3）一款TCE候选药物，该药目前处于临床I期，主要开发用于肝癌治疗。尽管这些BD交易彰显了康诺亚nTCE平台的技术实力，但也可能导致公司TCE核心价值的稀释。

这一战略选择折射出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在创新药研发中面临的现实矛盾：一方面，TCE双抗进入后期临床开发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单个企业往往难以独立支撑；另一方面，跨国药企对优质TCE资产的渴求恰好为管线变现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康诺亚面临的挑战在于，核心资产出让后，其后续管线梯队尚不足以支撑长期发展。如果CM355能在后续临床中展现出差异化优势，或许能部分弥补核心资产流失的影响；否则，公司可能陷入“卖一个少一个”的被动处境。

04 德琪医药：TCE重塑预期

曾一度沦为“仙股”的德琪医药，因市场对TCE赛道的预期而迎来价值重估，2025年其股价累计涨幅已超过600%。

凭借自研的AnTenGager TCE 2.0平台，德琪医药完成了从以ADC为主向“TCE+ADC”双轮驱动的战略转型。其研发管线聚焦血液瘤、实体瘤及自身免疫疾病，目前有10个临床前项目在研，其中已披露的7个项目包括ATG-106（CDH6/CD3）、ATG-102（LILRB4/CD3）、ATG-021（GPRC5D/CD3）和ATG-110（LY6G6D/CD3）。

注：德琪医药TCE研发管线，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ATG-201（CD19/CD3）是德琪医药AnTenGager TCE 2.0平台首个进入临床申报阶段的TCE双抗，拟用于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疾病；ATG-106（CDH6/CD3）是一款全球首创的“2+1”结构TCE双抗，针对卵巢癌和肾癌，由于CDH6在妇科肿瘤中具有高特异性表达，结合平台的低毒性特征，有望突破实体瘤TCE的治疗瓶颈；ATG-110（LY6G6D/CD3）则聚焦于微卫星稳定型（MSS）结直肠癌，这一亚型对传统免疫疗法响应不佳，TCE为其提供了新的治疗可能。

回顾过往，德琪医药曾被视为资本市场的明星企业。然而，其核心产品塞利尼索的商业化表现远不及预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2022年——塞利尼索上市后的首个完整年度，该药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但同期市场推广费用高达2.19亿元，导致入不敷出。迫于压力，德琪医药于2023年8月将塞利尼索的中国商业化权益授予翰森制药，获得2亿元首付款及最高5.35亿元的里程碑付款。

与此同时，其原有的核心资产ATG-022（Claudin18.2 ADC）在研发进度上已不具优势，且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德琪医药被迫转向TCE赛道，却意外抓住了新技术平台的发展红利。

05 智翔金泰：主打差异化

智翔金泰在TCE领域的布局以“共同轻链技术”为基石，围绕特色靶点构建了5款差异化在研管线，展现出清晰的战略方向。

注：智翔金泰TCE研发管线，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GR1803（靶向BCMA和CD3）是智翔金泰临床进展最快的TCE候选药物。该分子采用共同轻链设计，其结构与常规单抗高度相似，不仅简化了工艺开发，还避免了其他类型双抗中常见的结构异质性，从而降低了潜在的免疫原性风险。目前，GR1803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适应症已进入II期临床，针对自身免疫疾病的适应症仍处于临床前阶段。2025年6月，智翔金泰与美国Cullinan Therapeutics达成授权合作，交易总金额达7.12亿美元。

GR1901（CD123/CD3）拟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是国内首个进入I期临床的CD123×CD3双抗，目前仍在剂量探索阶段，关键数据尚未公布。CD123在AML干细胞中高表达，是复发难治性患者的重要治疗靶点，该管线的推进填补了国内该靶点TCE双抗的研发空白，具备显著的差异化优势。

此外，智翔金泰还储备了GR2303/GR2304（靶向CD3/pMHC）和WM202（靶向CD3/MAGE-A4）等临床前项目，这些管线同样具备较强的差异化特征。

06 时迈药业：聚焦实体瘤

成立于2017年的时迈药业，专注于实体瘤TCE疗法的开发，目前正筹备IPO。依托其自主研发的H-BiTE平台、Pro-BiTE平台以及多功能/逻辑门控TCE平台，公司已构建起5款具有差异化优势的候选药物，旨在针对性地解决实体瘤治疗中的关键难题。

注：时迈药业TCE产品管线，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

时迈药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对实体瘤TCE技术挑战的深刻理解。其Pro-BiTE平台采用酶控激活策略，有效降低了传统TCE的脱靶毒性；而H-BiTE平台则提高了双抗分子的成药性和表达产量，为后续产业化铺平道路。这种“技术创新与临床验证相结合”的路径，使公司在实体瘤TCE领域形成了独特优势。

在管线布局方面，时迈药业采取迭代升级策略：以SMET12验证靶点可行性，再通过CMDE005实现技术升级以提高安全性，形成层次分明的产品梯队。同时，公司聚焦肺癌、肝癌等大适应症，确保未来的市场空间。

具体而言，SMET12（EGFR/CD3）是一款潜在的同类首创（first-in-class）静脉注射EGFR×CD3 TCE，其研发进度位居全球首位。在靶向治疗失败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该药展现出令人鼓舞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DCR）达到100%，客观缓解率（ORR）为41.7%，最长无进展生存期（PFS）超过9个月，初步验证了EGFR靶点TCE的临床价值。

CMD011（GPC3/CD3）是一款靶向肝癌的TCE双抗。GPC3在肝癌细胞中呈现高特异性表达，被视为肝癌免疫治疗的重要靶点。CMD011在低剂量组已观察到疾病稳定效应，目前处于临床I期，研发进度位列全球第二。

CMDE005是一款潜在的同类首创EGFR/CD3遮蔽型TCE，采用了蛋白酶激活的遮蔽技术，旨在进一步提高安全性。该药目前正在中国开展针对多种EGFR阳性晚期实体瘤的I期临床试验，是中国首个、也是全球前二进入临床阶段的遮蔽肽技术TCE之一。

随着CMDE005临床研究的深入，如果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优势得以持续验证，时迈药业有望在实体瘤TCE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07 岸迈生物：平台型赋能

岸迈生物的研发管线几乎全部集中于TCE领域，这在国产Biotech中颇为罕见。公司拥有三大技术“工具箱”，已针对TCE双抗的行业痛点取得突破，目前正凭借这些技术优势冲刺港股IPO。

其FIT-Ig平台是全球唯一无需引入氨基酸突变、也不含连接肽或任何非抗体序列的双抗技术平台。基于该平台的临床阶段候选药物包括EMB-01和EMB-06，其中EMB-06是一款靶向BCMA和CD3的双抗，适应症为多发性骨髓瘤。

MAT-Fab平台则与FIT-Ig平台形成互补，能够生成双价形式的双抗，增强对肿瘤相关抗原的亲和力，同时最大限度降低脱靶结合。这一设计对于需要精确控制亲和力的靶点（如实体瘤中的ROR1）尤为重要。目前，基于该平台的EMB-07（ROR1/CD3双抗）已进入临床阶段。

岸迈生物还建立了包含多种亲和力CD3结合域的专有文库，这些结合域经过人源化改造，可降低抗药抗体产生风险，并能与非人灵长类T细胞结合，便于临床前毒理研究。更重要的是，其设计中引入了Fc沉默功能，这对于维持T细胞活性和肿瘤杀伤效果至关重要。除前述产品外，岸迈生物还布局了EM1032（ALPP/CD3）、EM1034（LY6G6D/CD3）和EM1031（KLK2/CD3）等候选药物。

注：岸迈生物TCE研发管线，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

值得关注的是，岸迈生物同样是NewCo模式的积极实践者：2024年9月，与Vignette公司就BCMA/CD3双抗EMB-06达成战略合作，以获取Vignette股权的方式收取6000万美元首付款，并有权获得最高5.7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2025年5月，又与TCG Labs Soleil投资组合公司Juri Biosciences签署全球许可协议，授予其EM1031（KLK2/CD3）的全球独家权益，用于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交易总额最高可达2.1亿美元。

08 结语

上述企业仅是TCE领域的一个缩影，除它们之外，和铂医药、先声制药、恩沐生物等也在这一赛道上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TCE双抗的发展已超越“低配版CAR-T”的固有印象，逐步形成了“技术平台突破+出海模式创新”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短短五年间，国内涌现出超过150条在研管线，这背后折射出中国药企从靶点模仿到技术定义的跨越，以及从单纯License-out到NewCo模式的全面升级，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药领域的“破局者”。技术自主化是核心底气所在，各类TCE平台的百花齐放正重塑研发规则，而出海模式的革新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从“产品输出”向“平台输出”的转型。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实体瘤微环境穿透、长期安全性验证等技术难题有待攻克，BCMA、Claudin18.2等热门靶点仍面临同质化竞争压力。展望未来，真正的竞争力将源于“平台+生态”的协同效应。TCE不应孤军奋战，而需与ADC、PD-1等疗法联合，形成协同治疗矩阵，这或许才是未来“王者”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