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从元宇宙转向AI：内部团队冲突升级，资源争夺战白热化

随着马克·扎克伯格将公司的发展重心从昔日的“元宇宙”豪赌全面转向人工智能领域，Meta内部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多方挑战。

据《纽约时报》披露，Meta新近组建的顶尖AI研究团队与公司传统的核心业务部门之间，围绕资源分配、战略优先级以及企业文化融合等问题，已爆发激烈摩擦，紧张局势日益公开化。

今年以来，扎克伯格对Meta的人工智能业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并斥资约143亿美元战略投资了初创公司Scale AI。随后，年仅28岁的Scale AI创始人Alexandr Wang加入Meta，执掌一个名为「TBD Lab」（取“待定”之意）的新锐研究团队。该团队吸纳了来自OpenAI、Google等竞争对手的众多顶尖科研人才。据《泰晤士报》报道，当这支新团队于7月进驻Meta硅谷园区时，扎克伯格特意将他们安排在自己办公室隔壁的总部核心区域，以示重视。

此前媒体已报道过Meta内部因薪酬差异、资源争夺及工作制度不同而引发的新旧团队文化冲突，如今这一矛盾似乎正愈演愈烈，成为公司转型路上的棘手难题。

相关报道进一步揭示了冲突的焦点：AI发展的优先方向存在根本性分歧。Meta的资深高管阵营，包括首席产品官Chris Cox和首席技术官Andrew Bosworth，力主利用Instagram和Facebook的海量用户数据来训练新一代模型，旨在优化信息流算法和广告精准投放，从而巩固并拓展公司的核心营收来源。

然而，Alexandr Wang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据知情人士透露，他曾拒绝使用特定产品数据进行模型训练，认为团队的首要使命应是全力追赶OpenAI和Google，致力于研发「神级通用人工智能」，而非过早地将精力耗费在具体产品的应用落地上。

TBD Lab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现有的高管圈子过于聚焦社交媒体业务的改良，这种短视行为将严重拖慢前沿AI模型的研发进程。此外，Wang还曾力主将公司的新AI模型设置为「闭源」，这一提议与Meta长期奉行的开源策略产生了激烈碰撞。

（左）Andrew Bosworth （右）Alexandr Wang

元宇宙部门面临削减

为了支撑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雄心，Meta正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资源重新调配，而首当其冲被削减的对象，正是由Andrew Bosworth掌舵的Reality Labs（负责VR、AR及元宇宙业务）。

根据财报数据梳理，自2020年底以来，Reality Labs累计亏损已超过700亿美元。报道称，Meta计划将该部门明年的预算削减高达30%（约合40亿至60亿美元），并可能最早于明年1月启动裁员。知情人士透露，Bosworth近期已被要求从其部门预算中削减2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划拨给Wang领导的AI团队。

资本市场对此番战略转向反应积极，相关消息传出后Meta股价应声上涨。长期以来，投资者一直批评元宇宙投资是代价高昂的“干扰项”。数据显示，Meta预计今年在AI领域的支出（涵盖数据中心建设、模型研发等）将达到660亿至720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与元宇宙业务近年来的累计亏损额相当。

针对内部冲突的报道，Meta官方予以否认。公司发言人表示，管理层在构建超级智能与发展核心业务（广告和推荐系统）的目标上高度一致，并强调明年的预算尚未最终敲定。Meta公关副总裁Andy Stone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相关报道援引匿名消息源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

目前，Meta内部因资源倾斜和理念差异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发酵。一部分员工认为公司的算力应优先服务于作为“现金牛”的社交媒体业务，而新晋的AI精英们则执着于追求更为宏大的技术愿景。

Meta能否打破科技巨头的「诅咒」？

相信许多读者都曾见过这样一张图：它生动地描绘了硅谷闭源模型陷入的“无限战争”——四大巨头轮流宣称拥有“最强模型”，形成四足鼎立的胶着局面。尽管这只是网友的戏谑，却侧面反映出当前没有任何一家厂商能够建立起绝对的技术统治力。

在这场狂欢之外，Meta的处境显得尤为尴尬。早期它曾凭借Llama系列定义了开源模型的标准，但随着Llama 4口碑崩盘以及AI竞赛的日益白热化，扎克伯格不得不开启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它往往会押韵。」我们不妨回顾历史，从过去三十年硅谷巨头的兴衰沉浮中，来审视Meta当下的危机。

微软的「移动之痛」

2007年，当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时，时任微软CEO Steve Ballmer在接受采访时大笑着嘲讽道：「500美元？还没有键盘？这对商业用户毫无吸引力。」彼时的微软坐拥Windows和Office的印钞机，看似不可撼动。

然而，傲慢让微软错失了整个移动操作系统的定义权。这一失误的代价是惨痛的：微软最终沦为iOS和Android平台的“租客”。作为应用开发商，微软不得不遵循苹果和谷歌制定的规则，缴纳高昂的“过路费”。

Meta正在经历同样的痛楚。扎克伯格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Meta受制于苹果和谷歌的操作系统规则（如ATT隐私新政），损失惨重，这种“令人心碎”的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在AI时代通过构建核心技术平台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访谈链接： https://ytscribe.com/v/YuIc4mq7zMU

在这次访谈中，他还透露了Meta开源Llama并非出于慈善目的，而是一套对Meta行之有效的成功法则（类比此前的开放计算项目Open Compute Project）：通过开源，Meta旨在将自己的技术确立为行业标准，并借助外部生态系统的力量反哺模型，使其更加强大。

雅虎的「花生酱困境」

2006年，雅虎高级副总裁Brad Garlinghouse写下了著名的《花生酱宣言》。他痛陈雅虎的战略像花生酱一样：涂抹得太薄，试图在所有领域（搜索、邮件、媒体）都插上一脚，结果没有一项做到极致，最终被专注搜索的谷歌和专注社交的Facebook瓜分殆尽。

2024年前后的Meta，一度惊人地重现了当年的雅虎困境。它同时陷入了三场昂贵的战役：在元宇宙（Reality Labs）领域每年烧掉百亿，试图定义下一代硬件；在短视频（Reels）存量市场与TikTok死磕；在AI领域（Llama）追赶谷歌和OpenAI。

资源的极度分散导致战略焦点模糊，Llama 4的失利（在代码和推理能力上被DeepSeek和OpenAI甩开）给Meta敲响了警钟。外界开始质疑：长期向元宇宙倾斜的算力资源，是否拖慢了AI团队在关键时刻的冲刺速度？

是重蹈Google+覆辙还是复刻Gemini奇迹？

2011年，感受到Facebook威胁的谷歌发起了代号为「翡翠海」（Emerald Sea）的行动，强推社交产品Google+。当时谷歌将全公司奖金与Google+的成败挂钩，并强制将社交功能塞进搜索和Gmail中。

结果众所周知，Google+失败了。其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它是为了解决谷歌的战略焦虑而生，而不是为了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而生。

当然，谷歌也提供了另一个范本：它曾因战略迟缓，让自己发明的Transformer架构成就了OpenAI的辉煌，但最终还是在“红色代码”的危机感下，整合DeepMind兵力，强行在大模型时代扳回一局，拿出了Gemini。

如今，Meta内部“老臣”与“新贵”（TBD Lab）之间的对立，以及Yann LeCun因理念不合（坚持世界模型 vs. 公司押注LLM）而离职，都预示着组织文化的剧烈阵痛。

Meta究竟是在走向下一个Google+式的崩塌，还是能像谷歌最终克服大公司病那样，在混乱中重组战力，孕育出Gemini般的顶尖实力？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参考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12/10/technology/meta-ai-tbd-lab-friction.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12-04/meta-s-zuckerberg-plans-deep-cuts-for-metaverse-eff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