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锋：数字文明时代，企业需重装价值观系统

数字文明浪潮下，企业需要回归根本，对自身的价值观体系进行彻底重塑。

彭剑锋，在中国管理学领域，是一位兼具实践经验和深邃思想的罕见人物。

他身兼数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国内顶尖咨询机构——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的掌门人。更为人熟知的是，作为“华为六君子”的一员，上世纪90年代他曾与其他五位专家一同协助任正非，起草了奠定华为管理基石的《华为基本法》。

与他对话，你会发现他从不屑于开出“速效救心丸”，而是孜孜以求地探索企业长寿的深层奥秘。当许多人还沉浸在工业文明的思维定式中时，他的视野已经跃迁至数字文明的“新世界”，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勾勒出适应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蓝图。

他认为，当前中国正经历从追求“速度规模”到重视“质量效益”的深刻转型，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资源匮乏或技术落后，而是“认知的滞后”。要真正实现突破，必须从思维层面的“系统重装”开始。

以下是对话的核心观点摘要：

1.中国经济已进入实质性的转型升级期，企业过去赖以生存的“操作系统”仍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套旧系统已无法在数字文明这一全新“硬件平台”上顺畅运行。

2.未来企业间的较量，将是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只有秉持利他精神，才能汇聚各方资源，构筑起强大的生态圈。从长远看，利他的归宿恰恰是利己，这是一种更高阶的商业哲学，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商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3.拥抱AI需要巨大的决心与投入，正如华为多年坚持将营收的相当比例用于研发，这考验着企业家的胆识与远见。但必须警惕：脱离实际应用场景的AI投入无异于赌博，所有布局都应源于真实的业务痛点和用户需求。

4.卓越的企业家，其思想深处往往住着一位哲学家。他们每一次关键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辨。可以说，商业智慧的巅峰，正是哲学智慧。

以下是彭剑锋的自述内容（经编辑整理）：

回首2025年，我是在持续的变革与反思中度过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度转型期：发展逻辑从追求速度规模转向质量效益，增长方式从野蛮生长迈向文明演进，竞争策略从低质低价升级为高质价比。面对如此多变的时代，我们需要抓住一些不变的“确定性”。就我而言，这些确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认知的刷新、人工智能的赋能，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传承。

过去一年，常有人向我探询未来趋势。坦率地说，过去我们赖以成功的工业文明思维，已经难以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如何破局？我想分享一些个人的观察与思考。

首先，认知革命是企业变革的起点。

如果用一词来概括多数企业当前的症结，我的答案是“认知滞后”。

中国经济已迈入实质性转型阶段，但许多企业的“操作系统”仍停留在工业文明版本，与数字文明这一新“硬件”格格不入。旧模式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战略是预设的蓝图，组织是僵化的层级，管理追求步调一致，竞争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然而，这套旧规则已失效。我们必须回归本质，对企业价值观体系进行一次彻底“重装”。这需要重塑四个核心认知：长期主义、产品主义、利他主义、创新向善。它们与工业文明时代的观念有着本质区别。

长期主义意味着企业应摒弃赚快钱的思维，转而追求需要时间沉淀、有难度且正确的利润。华为之所以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屹立不倒，正是因为它数十年如一日，将大量利润投入研发、人才和管理。这种为长期价值不惜代价的魄力，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

产品主义的含义也已改变。过去我们擅长“高质低价”，但在国际竞争中常处劣势。如今，中国制造的功能已足够强大，短板在于用户体验和品牌价值。产品固然为王，但优秀的产品不仅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要提供情绪价值和场景体验。比如年轻人排队打卡网红店，他们购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参与感和情感共鸣。

利他主义是竞争维度的认知升级。未来的竞争是生态系统间的对抗，只有秉持利他之心，才能吸引伙伴，构建繁荣的生态圈。从长远看，利他的终点是利己，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商业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商业领域的落地。

最后，也是AI时代尤为关键的：创新向善。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大数据算计消费者、利用人性弱点牟利，这样的创新就是作恶。数字化应致力于让社会更美好，而非制造问题。企业家心中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

认知转变后，行动必须跟进。我认为有三个具体方向至关重要：向场景要增长，向AI要效能，向体验要价值。

未来的组织将如“变形金刚”般灵活，又像有机生命体般自适应——需要立体时能构建层级，需要扁平时能快速响应。领导者需要具备“灰度领导力”，在集权与授权、进取与退守间寻求动态平衡。这无疑是时代给企业家的新挑战。

其次，拥抱AI已非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常有人问：传统企业如何应对AI？我的答案是：如同你如何面对空气——它无处不在，你必须学会呼吸。这并非危言耸听，未来淘汰你的不是AI本身，而是那些比你更善于运用AI的对手。

AI带来的不仅是工具迭代，更是效能的数量级跃升。许多垂直领域，数字人和机器人的效率已达到人类的5倍、10倍甚至百倍，且进化速度以周为单位。

但这绝非人类与机器的对决。相反，未来将是碳基生命（人类）与硅基智能（AI）协同共生、立体作战的时代。AI强在算力和耐力，而人类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于拥有灵魂、情感和情绪。

管理的精髓，在于如何融合二者优势：激发人的创造力，同时让AI处理重复、繁琐、高强度的计算任务。

这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需彻底重构。工业时代，组织如同“复印机”，追求思想与行为的整齐划一。如今这已过时，组织需在价值观上形成共识，而在行为层面则应鼓励个性化，打造能让“超级个体”尽情绽放的平台。

这也重塑了竞争逻辑。以华为在汽车领域的布局为例：华为拥有顶尖的智能驾驶技术，却坚持不造整车，而是定位为“使能者”，用技术赋能全行业。这是一种高阶的AI思维——若华为自己造车，不过是增加一个强势玩家；但通过赋能，它提升了整个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水平。任正非的这一战略抉择，彰显了生态格局与利他智慧，他做的是乘法，而非加法。

投入AI需要魄力，正如华为常年将营收的很大比例投入研发，这考验企业家的远见与决心。但切记，脱离应用场景的AI投入风险极高，一切必须源于真实的业务需求和问题。

第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在传承中不断进化。

几十年来，我不断思索：什么能穿越周期？什么必须与时俱进？最内核、最持久的，无疑是企业家精神。其核心——创新、冒险、坚韧——永不过时。但时代赋予了它新内涵：创新需向善，冒险需基于认知。

首先，创新不能突破伦理底线。数字时代，技术作恶的破坏力巨大，例如大数据杀熟、算法困住用户，这些或许短期获利，但终将反噬企业。当今商业文明，规则与底线日益严苛，一次违规被列入“黑名单”，可能永无翻身之日。

其次，冒险精神需要升级。过去的冒险常依赖胆量和运气，而今的冒险必须基于认知提升和深度思考。你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盲目冒险无异于自杀。

但有一点绝不能打折：奋斗精神。我坚信，一旦踏上“企业家”这条船，就必须持续奋斗。“以奋斗者为本”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生存的基石。

除了内涵的更新，新一代企业家尤需强化一种特质：家国情怀与利他格局。

我接触过的许多老一辈企业家，如任正非、何享健、张瑞敏等，都有一个共性：他们超越了“小我”，心中装着产业与国家。这并非高调，而是真实的格局。在商业上，它表现为开放合作、长板互补。中国新能源汽车为何异军突起？正是在开放中融合各方优势，形成了类似“量子纠缠”的协同效应。

卓越的企业家最终都会成为哲学家，他们的重大决策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辨。最高智慧，正是哲学智慧。

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第一代企业家如何避免被淘汰？我认为有两条路径至关重要。

第一条路：像任正非一样终身学习。他已年过八旬，思想却比许多年轻人更鲜活，知识迭代迅速，始终保持自我批判与谦卑，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第二条路：像何享健、张瑞敏那样未雨绸缪，勇敢交棒，将权力交给更懂未来的年轻人。但这绝非易事，他们的接班人并非仓促选定，何享健培养方洪波，张瑞敏培养周云杰、梁海山，都耗费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心血。这是企业家的最后一课，也是最艰难的一课。

对我个人而言，我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研究咨询者”。我的价值在于从华为、美的等优秀企业的实践中萃取智慧，再用以赋能更多中国企业。管理没有终极答案，它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

我尤其喜欢与年轻人、甚至00后创业者交流。从他们身上，我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保持思维的活力。我相信，在数字文明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已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未来全球管理智慧的殿堂中，必将有中国的声音。

最后，实践永远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