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投资热潮对比与民间投资政策优化新思

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政策需精准调整发力点，科学设立“红绿灯”机制，促使那些敢于投资、具备投资能力且愿意投资的企业担当新增投资的主力，成为在新技术赛道上实现突破的关键引擎。

尽管美国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存有泡沫仍需时间验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AI引领的巨额投资，已对美国宏观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2025年前两个季度，投资对美国GDP的贡献攀升至每季度年化1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美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2025年AI驱动的投资，罕见地使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逼近消费。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数据中心和相关设备领域。

主导此轮投资的是美国顶尖企业。2025年第二季度，美股“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Meta和特斯拉）的资本支出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较三年前同期翻番，年增长率约为65%。预计2025年全年，美国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将达5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预测，从2025年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支出将接近3万亿美元，其中1.4万亿美元来自科技巨头。

这堪称美国版的“四万亿”计划，但以私营企业投资为主导。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本支出，科技巨头灵活调动各种金融资源。过去两个月，Meta、甲骨文、Realty Income在投资级债券市场共计融资750亿美元，这一规模不仅是新冠疫情前年均水平的两倍，也远超2015年至2024年间行业年均320亿美元的融资额，甚至推高了投资级债券的收益率。OpenAI、英伟达、甲骨文通过交叉持股，既为市场注入丰富想象力，也带来更大风险隐患。

科技巨头还设计了一系列复杂融资结构，将部分投资转移至“表外”，以减轻对当期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以Meta为例，其为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巨型数据中心设计的融资方案，融合了股权、债券和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投资30亿美元与Meta成立合资公司，持股80%；该合资企业再发行270亿美元债券，支持数据中心建设。为规避这笔租赁协议被记为长期负债，Meta在合同中保留了每四年可退出租赁的权利；作为交换，Meta提供一项担保：若行使退出权，将补偿投资者所有损失。类似的金融设计，也见于OpenAI、xAI等公司的大型算力中心项目。

这些模式虽提升融资效率，但也引发风险担忧。一方面，科技巨头状况各异，并非所有提出庞大资本支出计划的企业都拥有如谷歌、微软般的现金储备和经营性现金流；另一方面，市场忧虑人工智能技术进展与落地效果可能不及预期。在此情况下，人工智能或面临类似千禧年科技泡沫的危机，甚至更严重——以数据中心为底层资产的表外融资可能引发与2008年房地产危机类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美国AI投资面临泡沫考验时，中国民间投资却遭遇另一类挑战。长期以来，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民间投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占比超50%，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拖累等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持续下滑，增速转负，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降至50%以下。

为提振民间投资，从“民营经济36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再到《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政策持续加码。特别是新近出台的《若干措施》，明确在铁路、核电等重点领域，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超10%，同时鼓励采购单位将民营企业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这些政策直指过去民间投资痛点。但结合美国AI投资热，可洞察新方向与思路。

其一，以往提振民间投资政策主要聚焦“清障”，即打破“铁门”“玻璃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核电、水电等国企垄断行业。这既是市场化改革基本要求，也为提升这些行业运营效率。

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涌现更广阔投资空间，这些领域通常有更丰厚回报，也伴更高风险，更契合民间资本特性。因此，促投资政策应在“清障”同时，更多支持民间资本“拓荒”，为民间资本大举涌入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创造机遇与条件。

其二，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周期节点，许多与房地产紧密相关的行业，正经历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此时无论出台何政策，仅能加速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难以推动投资扩张。因此，促投资政策应重点关注有能力、有意愿且处扩张周期的企业，全力为其创造空间。

本轮美国人工智能投资主要由科技企业推动，这些企业普遍拥有高利润率、充足现金储备和市值，其业务与人工智能高度相关，能直接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它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大幅增加资本支出。同样，中国也有一批有能力、有意愿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科技公司，应尽力为这些企业创造投资空间。

其三，需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在投资中的作用。“金融+科技”双轮驱动为美国AI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数千亿乃至数万亿美元投入显示美国具备大规模投资能力，在可能获高额利润的新兴市场，美国私营企业仍保持极强金融资源调动能力。

中国民间投资长期依赖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此系统中地方政府扮演关键角色。地方政府不仅用财政资源扶持新兴企业落地，支持头部企业发展，还为这些企业从银行获取信贷提供某种“授信”。在房地产和“新三样”快速发展中，这一模式作用显著。但在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化债背景下，地方政府角色正发生变化，此点需关注。

如何在新发展阶段，为新投资领域构建更有效、更合理融资模式，将是提振民间投资关键。其中，一些新金融工具可逐步试点后推广，如以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其四，应容忍一定风险与泡沫。尽管对美国AI投资泡沫的质疑不绝于耳，但新技术探索需试错，只要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泡沫破灭后市场仍能焕发生机。不能因惧泡沫而束缚所有尝试。全无泡沫的市场，很可能也失却创新土壤。

对于民间投资，尤为如此。在金融监管健全背景下，民间投资优势在于“自负盈亏”，从创新探索视角，由民间资本担纲，社会承担成本更低。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风险防范，建立防火墙防风险扩散，另一方面可在监管和风险控制上留出一定“风险敞口”。

回归初衷，提振民间投资不仅为从总量上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因民间投资具显著效率优势和创新发掘能力。因此，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之际，提振民间投资的政策应进一步调整着力点，合理设置“红绿灯”，让敢投、能投、愿投的企业，挑起新增投资大梁，成为在新科技赛场上实现突破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