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行业内再次涌现出“中国新能源内忧外患”、“汽车市场压力剧增”的讨论声音,仿佛一夜之间成为焦点。
先是摩根士丹利两次发布展望报告,预测中国汽车市场明年可能出现下滑,同比跌幅或达6%。同时,新能源产业链传来不利消息,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压力已逐步传递至电池制造环节。
还有令人担忧的消息,海湾六国对中国和马来西亚生产的铅酸蓄电池征收反倾销税,部分读者混淆了蓄电池与动力电池,将此视为“中国新能源再遭重击”的又一证据。
类似《新能源汽车进入下行周期》的文章盛行一时,难以分辨是出于关切还是制造焦虑。
然而就在12月11日,消息传来,“两新”政策将优化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后者常被称作“国补”。
对汽车行业而言,补贴政策历来起到强心针作用。但仍有观点反驳“政策市非自然发展,可能透支需求”。
那么,补贴拉动的中国汽车市场,是否真的缺乏含金量?国家为何接连推出补贴政策?背后深意,绝非口头说说那么简单。
摩根士丹利关于“中国汽车市场将显著滑坡”的预测,或许刚出炉就面临失效。
先看这份报告,原名为《中国汽车&共享出行:同时身处衰退和创新的边缘》(China Autos & Shared Mobility: On the verge of both recession and innovation)。可惜,许多国内自媒体只聚焦“衰退”,忽略了“创新”部分。
摩根士丹利预测,2025年中国汽车扣除出口后的批发销量约2,990万辆,同比增长9%;2026年为2,850万辆,同比下降6%。第一季度可能出现30-35%的环比大幅下跌。全年国内汽车销售额预计下滑7%。
依据何在?
首先是从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地方补贴提前退出,而2026年购置税补偿政策尚不明确。注意,大摩最关注的仍是政策因素,甚至认为企业自行补贴也难以维持需求。
其次是成本端碳酸锂涨价与行业持续价格战形成双重挤压。
实际上,大摩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预测并非全然悲观,因为报告还包括“创新”内容。
例如:中国本土巨头将进一步崛起,华为联盟2026年或占据8-10%市场份额,换言之,鸿蒙智行加上深度绑定华为的品牌如阿维塔等,明年总销量可能达到200万辆级别。
出海也将持续增长,长城汽车更多重心转向海外,出口将占销量20%。
尽管大摩覆盖的一半中国汽车股预计下跌,但对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仿人机器人技术等非汽车领域取得实质进展的企业,如小鹏汽车、禾赛和雅居乐科技等,持乐观态度。
为何说大摩的预测可能刚出炉就作废?
因为“中国车市滑坡”的最大前提,正是“2026补贴政策不明”。然而,几小时后,“新一轮国补来了”的消息便传开。
据相关报道,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在“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分提到,要优化“两新”政策实施。
大摩提及的2024年第四季度补贴,源自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国家又发行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不仅额度翻倍,还将覆盖范围扩大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3类数码产品和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等4类家电产品。
商务部数据显示,国补效果显著,2025年1~11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5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超1,12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超12,844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超9,015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1,291万辆,家装厨卫“焕新”超1.2亿件。
大摩的论断,尚未成真,便遭反驳。
哈耶克的追随者,常对政府干预表示担忧——认为干预非自然成长,甚至将补贴比作“春药”,药效过后危害深远。
这实为教条思维。
第一,经济发展和工作部署需分阶段进行。
早在大摩唱衰报告发布前,金融界高层人士已向C次元预测“补贴必将到来”。
行业分析师指出,过去十年为产业科技升级,资本支出侧重生产研发,抑制了消费;但随着国内制造业与科技领域崛起,国家会将更多预算用于提振消费,“仅盯着地方债而不分阶段,纯属刻板印象”。
第二,从价值变化本质看,汽车价格战和补贴均有其成因。
回顾2015年前,国家对汽车价格战有限制措施。但为何2020年后,特别是2022年起,特斯拉和雪铁龙C6开启大幅价格战序幕,国家不再阻止?
这是因为当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拖累,且多年无重大科技进步提升生产力,消费者购买力与信心均出现下滑。为使汽车价格与购买力/信心匹配,维持产业流动性和活力,汽车必须降价。
降价主要有两大策略:1、补贴政策,国家承担折扣。2、厂家和供应链自行承担折扣。
第三,市场的滞后性与盲目性,意味着国家需引导价值流动,以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是的,当前中国新能源利润微薄,但确实实现了技术与品牌层面的换道超车。
为何电车利润低?油车用140年摊薄成本,电车才崛起几年?
油车利润高,为何不能是因为成本其实很低、配不上现有价格呢?那油车制造商为何不能在现有价格上再降20-50%,轻松击败电车?
说到底,电车或新能源战略,是国家推动民族产业升级,而油车仍是资本与企业主导的盈利渠道。
第四,细看中国汽车市场过去二十年销量变化曲线。
从2009-2011年“汽车下乡”叠加“家电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开始,拉开了中国汽车年销量千万辆后的高速增长序幕。
小排量购置税减免政策,也多次推动车市上行。
2014年起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再到如今的“两新”政策,均促进汽车消费增长。
每次政策不仅拉升销量,还通过产业规模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带来长尾收益——何时见过“春药”能反复使用且多次奏效?在战略宏观层面,这正是不折不扣的良药。
当“新能源汽车遭遇囚徒困境”难以直接立论时,唱衰者便从产业链寻找论据。
最初是海湾六国的举措。
2025年12月海湾合作委员会(GCC)部长级委员会正式批准对原产于或从中国、马来西亚出口的汽车起动用铅酸蓄电池征收最终反倾销税。
这标志着2024年8月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尘埃落定,成为近年来海湾国家对中国电池产品采取的重要贸易救济措施之一。海湾六国认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相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大量涌入,严重冲击GCC本土产业。
然而,该条款针对零部件而非整车,是铅酸蓄电池而非锂离子动力电池。对整个新能源产业链及汽车产业,直接影响非常有限。
之后是来势汹汹的“锂电池将大幅涨价”论调。
以“某隔膜行业一梯队企业宣布对其湿法隔膜产品售价上调30%”为开端,德加能源自12月16日起对旗下电池系列产品售价上调15%、孚能回应投资者“锂电池价格上涨是行业趋势”作为跟进,短短几日,似乎锂电池价格将突破天际。
但真锂研究创始人、总裁墨柯指出,此轮锂电产业链涨价潮对终端新能源汽车的影响较为有限。
首先,若整车需求端本身受抑制,反而会削弱电池成本影响。其次,车企会通过价格约定、自研等方式分散风险。第三,产业链涨价涉及多环节,从碳酸锂首波,六氟磷酸锂、VC等第二波及相关电解液第三波,使用碳酸锂的正极材料第四波,隔膜、负极等非锂材料第五波。传递到电池时,因链路长、缓冲带多,涨价幅度低于上游材料涨幅。
最明显例子,当前电池级碳酸锂价格9.4万元/吨,被部分观点炒作成“末日级”,但四年前碳酸锂曾涨至60万/吨左右高位,并未导致电池和电车价格暴涨。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2026年年初由于车购税优惠减少,1-2月需求偏弱,必然带来电池需求放缓,进一步影响碳酸锂供需预期。2022年年末碳酸锂价格达近60万高位,随后2023年初大幅下滑。
因此,预计碳酸锂价格未来不会出现明显供需缺口,这对2026年新能源车成本下降形成促进,稳定2026年新能源车增长。
针对“新能源汽车进入下行周期”,深入分析后,可谓伪命题。
首先,下行周期定义往往模糊、被偷换概念。
何谓下行周期?新能源汽车销量规模缩水?份额下降?还是增速放缓就叫下行周期?自始至终,未见刚性定义及可量化指标。
我们都知道补贴政策会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引发“高-低”曲线,但第三段是上行还是下行?无政策干预前提下,自然发展向上还是向下,应跳出政策市阶段观察。
尽管政策长尾影响可能存在,但若探索最底层“上行下行逻辑”,需拉长观察周期。
换言之,新能源车能否支撑几十年上百年整体增长,不能因政策市导致的一两年退行下定论。更何况新能源车目前并无回退实际数据。
其次,新能源汽车符合“人类-能量操控”进化框架。
汽车必然实现新能源化,本质是电气化车辆更适应能量控制底层逻辑。
为何电动汽车加速快?因为电驱动单次输出能量比内燃机轻松提升几倍乃至数量级。同时控制精准度高好几档,简单霍尔效应器或一两级控制,就能实现电驱动调节,无需内燃机车复杂昂贵传动系统。
另外,虽在发展层次上可区分汽车电动化上半场、智能化下半场,但实际上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一体。
若要实现汽车内部高速通讯响应和更多功能应用支持,从而达到高度智能化,汽车本身需电气化解决电力供应、热控制、响应速度等难题。现华为博世能解决L2+级智能化技术在燃油车上的难题,但再发展呢?奥迪油车A5L用两颗华为激光雷达,表面看似乎“因奥迪品牌高端”,实则我认为可能因油车架构拖累响应速度,必须增加传感器和算力冗余度所致。
当前汽车对智能化技术容纳性适配性,排序为纯电动车>增程>插混>油电混动>纯燃油。越高级智能化越是如此。
第三,诸多对新能源车质疑,根本站不住脚。
不少新能源车反对者,张口就是“火电污染”、“电池回收污染”。
可能这些反对者从未参观过当代火力发电厂,也不知如今火电清洁度多高。有火电行业人士告诉C次元,“那些传统污染元素,如碳,现能捕获下来都是钱,怎会当作污染排放?”
无独有偶,从天能、超威、格林美等自铅酸电池回收起步,拓展至锂离子电池回收,及宁德时代子公司邦普做到12万吨/年电池回收能力,相当于20-30万辆新能源汽车电池,国内已具备良好电池回收能力。
据现有数据,截至2024年国内建成400万吨/年电池回收能力,能应对千万辆新能源汽车电池废旧回收。
至于2023年“只有20%电池回收”数据,一来已过时,二来面对400万吨电池回收能力,“不做”非“不能”,责任不在新能源车。
第四,我们需对能源有战略认知。
国内乃至全球对能源需求,有必要降低石油作为燃料的依赖度。对国家是战略安全需求,跳开国界,石油作为燃料过于浪费,烯烃裂解聚合材料是当代工业、医疗、纺织等产业基础。
煤炭天然气储采比又高于石油。为何要把石油作为燃料消耗?明明火电+绿电非常充沛,且绿电很大比例在峰值期用不完,因而储能现被大力发展,用于削峰填谷。
一句简单“压力减轻”太轻飘。
然后是使用成本问题,电车更具优势。
此外,汽车新能源化(能量控制数量级)和智能化(能量控制精准度和效率),能撬动“新基建”。配套设施、新渠道、新生态等,无论是国内升级,还是出海发展,均具不可估量战略意义。
“没得发展,把路反复挖”是一种讽刺,新能源车却恰恰有实际价值可撬动更大工程,只是受暂时技术(如电池能量密度限制续航,但固态电池和优化材料可逐步解决)和资金等维度限制,都将不断改善。
虽我们反对突然爆炸式一刀切,如不顾传统产业链就业者“软着陆”,强行违反市场规律推进,但那属步骤问题,非方向问题。
发展新能源汽车,谁要阻挡这方向,那必是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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