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叛徒”的宣战书：《科技共和国》与工程师的归来

2018年4月的一个午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谷歌园区内爆发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员工抗议浪潮。

导火索是谷歌承接了五角大楼的“梅文计划”（Project Maven）——一项运用人工智能协助美军分析卫星侦察图像的合约。超过三千名员工联名致信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言辞异常激烈：“协助美国政府进行军事监控——乃至可能由此引发的致命后果——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两个月后，迫于内部汹涌的舆论，谷歌宣布不再续签该项目。

然而仅仅回溯六七年，另一家硅谷企业却在走着截然相反的路径。2011年，当路边炸弹成为驻阿富汗美军最致命的威胁时，一家名为Palantir的软件公司直接派遣工程师奔赴坎大哈，协助特种部队预测炸弹埋设位置。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其最重要的投资人是硅谷传奇人物彼得·蒂尔。

蒂尔被誉为“PayPal黑帮”的精神领袖，这个圈子里云集着埃隆·马斯克、里德·霍夫曼、大卫·萨克斯等名字。他们从PayPal起步，先后缔造了特斯拉、SpaceX、LinkedIn、Yammer等商业帝国，如今已编织成一张横跨资本、科技与政治的庞大网络。而卡普本人，在Palantir过去一年股价巨幅飙升后，身家一度超越180亿美元。

2024年11月，Palantir创立21周年之际，卡普推出了这本名为《科技共和国》的著作。

一个硅谷“异类”的战斗檄文

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必须首先读懂它的作者。

卡普的身份极具反差。他在斯坦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正是在那里与彼得·蒂尔结为至交。蒂尔也是唯一支持他远赴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人。卡普的导师是当代哲学巨擘、被誉为“当代黑格尔”的哈贝马斯——正是那位写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德国思想家。一个法兰克福学派嫡传弟子，日后却成为美国最大情报软件公司的掌门人，这种身份的断裂本身就是一部戏剧。

Palantir这个名字源自《指环王》中的“真知晶球”，寓意洞穿远方、窥见真相。公司成立于2003年，起因是彼得·蒂尔敏锐地察觉到硅谷在国防领域的雄心正日渐消沉，他向卡普提出：必须创建一家绝不局限于消费市场的企业。

《指环王》中的真知晶球，资料来源：https://www.cbr.com/lord-of-the-rings-rings-of-power-palantiri-explained/

自创立第一天起，Palantir便站在硅谷主流的对立面：它只承接政府订单，只为军方与情报机构服务。当其他创业者竞相投身社交、娱乐、消费级应用时，卡普却带领工程师前往阿富汗、伊拉克，协助美军追踪路边炸弹。

在硅谷的主流叙事里，卡普早已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而这部作品，正是这位叛徒的内心独白，更是一篇面向整个行业的宣战檄文。

失落的工程师—政治家

书卷开篇，卡普回溯了一段被集体遗忘的历史：硅谷曾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制造心脏。

1950年代，仙童公司在山景城研制侦察卫星设备；美国海军的弹道导弹几乎全数产自圣克拉拉县；洛克希德、西屋、福特航空——这些军工巨头在硅谷雇有上万名技术人员。

更早的岁月里，科学家与工程师一直居于国家决策的核心。1944年11月，二战尚未终结，罗斯福总统致信范内瓦·布什——这位后来被誉为“科学将军”的工程师，共同探讨如何在和平时期延续战时科研体制，确保美国持续引领世界。布什仅凭一份半页纸的提案，便成功说服罗斯福成立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十五分钟的会晤，奠定了美国此后八十余年的科研体系基石。

“那个时代，工程师是这个国家神话的缔造者与守护者。”卡普写道。

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追溯至建国先贤。杰斐逊亲手设计过日晷，钻研复写机；富兰克林是当时最高产的工程师之一，他发明避雷针时，亦同时投身政治；詹姆斯·麦迪逊为求证北美动物是否逊于欧洲同类，曾亲手解剖一只美洲黄鼠狼，细致测量三十三个尺寸。

“科学家”一词直到1834年才在一篇书评中被首次创造。在此之前，它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学科边界模糊，一个人可同时钻研语言学、化学、动物学与物理学，因为人类知识的总量远未膨胀至必须专门化的地步。

然而后来呢？

202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州立法机构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仅占1.3%。政治舞台上几乎被律师全面接管。

卡普用一组数据描绘工程师在美国公共事务中的式微：1971年，仅6%的哈佛毕业生投身金融与咨询业；2007年，这一比例飙升至47%。工程师渐离国家事务，最卓越的头脑则涌向了华尔街。

硅谷则彻底倒向了另一端——消费者。

硅谷的消费主义转向

1996年，迪士尼公司一位战略规划副总裁接到了主题公园部门的橄榄枝，邀请他出任负责人。这无疑是金饭碗——从1955年加州迪士尼乐园到1971年奥兰多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一直是这家娱乐帝国的现金奶牛。

然而托比·伦克拒绝了。他决定创业，在互联网上销售玩具。

他的公司名为eToys。1999年IPO时，市值一举突破100亿美元。伦克本人的身家一度逼近8.5亿美元。他向《广告时代》豪言：“我们正刻意加速亏损，只为打造品牌。”

两年后，eToys宣告破产。股价从85美元暴跌至9美分。

卡普在书中重述这个故事，但他的靶子并非伦克个人，而是整个时代的航向。

“在线广告、购物、社交媒体、视频分享——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主旋律。一代创业者的宏大声浪只凝聚为一个词：建（build）。却无人追问：建什么？为何而建？”

他继续补刀：

“今天被冠以‘创新’之名的种种，吸引了海量人才与资本，却可能在十年之内便被彻底遗忘。”

此言虽苛，却不乏洞见。

试问过去二十载，最杰出的工程师们在做什么？优化广告点击率，设计令人沉迷的推荐算法，将外卖送达时间从30分钟压缩至25分钟。

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抛出一个尖锐之问：“飞行汽车在哪？力场、牵引光束、传送舱、反重力雪橇、星际旅行、长生不老药、火星殖民地呢？所有二十世纪中后期长大的孩子曾经笃信此刻应已存在的技术奇迹，究竟去了何方？”

“我们必须对这种资本与文化的结构性错配发出怒吼。”卡普写道，“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Let us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引自狄兰·托马斯的诗句）

蜂群、椋鸟与即兴剧

本书第三部分，我认为最具启发性：卡普试图为“工程师思维”构建一套方法论。

他从一位德国生物学家讲起。

1951年6月26日下午1时30分，慕尼黑一座公园内，一群蜜蜂开始聚集。马丁·林道尔在现场，全程观察蜂群如何决策新巢选址。

蜜蜂选巢是一个精妙的集体决策过程：侦察蜂分头寻觅潜在地址，归巢后以“舞蹈语言”向同伴传递信息——舞蹈时长代表距离远近，角度指示方向。哪个地点赢得最多蜜蜂“投票”，便成为最终选择。

全程没有蜂后指令，更无中央控制。

林道尔记录：那天下午，侦察蜂共汇报八个候选地点。经数小时“辩论”，北侧某处因夜间雨水倒灌而逐渐失宠，新址随之浮现。最终，一处三百米外的位置胜出。翌日早晨9时40分，整个蜂群启程，迁入新居。

“这就是创业公司应有的模样。”卡普写道。

他接着引入另一个案例：椋鸟群的集群飞行。意大利物理学家乔治·帕里西发现，椋鸟群看似整体移动，方向信号却源自边缘个体——它们最先感知捕食者，信息在几分之一秒内传导至整个群落。

“在蜂群与鸟群中，没有层层汇报，没有为上级准备PPT的会议，没有为开会而召开的预备会。只有蜂群，只有鸟群。”

与之相对照的是传统企业。1960年代，电子制造商Philco拥有一本厚重的内部规章，事无巨细地规定高管办公室应配置何种家具——完全依级别而定。

卡普称，Palantir始终致力于培育一种“建设性不服从”的文化。创始人的战略方向会被下属内化，亦会被挑战、修正、重塑。“组织内部保持一定程度的对抗性，是建成任何有意义事业的必要条件。”

他还向每位新员工赠阅一本书：《即兴表演》，作者为英国戏剧导演基思·约翰斯通。该书探讨即兴喜剧的原理，而卡普认为其揭示了创业的本质：

“将自己暴露于舞台，进入一个角色，需要接纳偶然性，需要心理层面的高度灵活。这与从零开始创建一家公司、服务一个尚未成型的市场，本质相通。”

约翰斯通的核心洞见是：地位是“扮演”出来的。高管不应在所有场景下都端居高阶；真正的领导力是工具性的，是为了实现目标而被调用的能力，并非某种与生俱来的属性。

“当一个组织内部‘谁在某块区域负责’呈现出模糊性，反而可能是健康的信号。”卡普写道，“因为那个位置或许正等待着你。”

“AI曼哈顿计划”的归来

如果说前半部是诊断，后半部则是一剂处方。

卡普的核心判断是：原子时代正趋终结，软件时代已然降临。

1945年7月16日破晓，新墨西哥沙漠，人类首枚原子弹试爆。奥本海默在场，范内瓦·布什亦在场。那道紫色闪光在荒漠上空久久萦绕。自那一刻起，核武器塑造了世界秩序长达八十年。

但在卡普看来，这一时代正被软件时代迅速取代。

他举出例证。F-35战斗机于1990年代立项，计划服役至2088年——换言之，还要翱翔天际六十余载。整个项目耗资两万亿美元。前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坦陈：“我们真的确信，到了2088年依然是有人驾驶战机在争夺制空权吗？”

2024财年，美国国防部申请的AI能力建设预算为18亿美元——仅占国防总预算的0.2%。

卡普的呼吁掷地有声：美国亟需一项新的“曼哈顿计划”，这一次，为AI而设。

颇具意味的是，本书付梓于2024年11月，而仅仅一年后，2025年11月，美国政府正式启动代号为“创世纪任务”（The 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AI科研工程。行政令开篇即称，此任务之紧迫性与抱负，“堪比二战期间决定我们胜利的曼哈顿计划”。

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卡普及其所代表的硅谷势力——彼得·蒂尔的投资网络、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正是这一政策转向的关键推手。他们被称为“科技右翼”，核心理念异常清晰：技术公司不应甘居中立服务商，而必须与国家使命深度捆绑。

从曼哈顿计划到创世纪任务，从范内瓦·布什到卡普，这条潜藏的历史脉络正在加速闭合。一场新型“大科学时代”已悄然拉开序幕。

这本书，便是他们向时代递交的宣言书。

信仰的真空

书的后半程，卡普将批判火力从硅谷延伸至整个美国精英阶层。

他重提1976年的斯科基案。弗兰克·科林，一名美国纳粹党头目，试图在伊利诺伊州斯科基镇举行游行——该镇聚居着大量犹太人，其中不乏二战幸存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却挺身而出为科林辩护，依据是第一修正案。

ACLU时任执行主任阿里耶·奈尔，1937年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幼年时侥幸逃离纳粹德国。他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谴责信，三万名会员愤而退会。但他坚守立场：“我必须用自由去约束权力，即便暂时得益者是自由的敌人。”

卡普诘问：今天，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2023年，哈佛、宾大、MIT三位校长被传唤至国会作证，被问及“呼吁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是否构成骚扰”。宾大校长麦吉尔的答复是：“这要视语境而定。”

卡普的批评一针见血：

“三位校长浑然未觉自身立场的内在矛盾——一边高擎言论自由，另一边又在其他场域积极管控语言以防冒犯他人。她们的证词冷静、精确、充满算计——这正是新行政精英的典型特征：临床式、谨小慎微，最关键的是，毫无情感温度。”

据后续报道，两位校长的证词均由大律所WilmerHale精心润色。最终，两人均丢掉了职位。

卡普更深一层的批判在于：当代精英文化正系统性地惩罚任何真诚的信念表达。

“我们这一代领导人从小被教导：信仰本身就是敌人；不信奉任何事物——或许除了相信自我——是获取奖赏最稳妥的通途。其结果是，那些肩负最重大决策责任的人，常常连自己究竟信仰什么都不甚确定，甚至更根本地，他们是否还存有任何真正的信仰。”

这使人忆起阿兰·布鲁姆1987年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布鲁姆断言，当代美国大学生“既不为我们的政治遗产感到振奋，也无法对其展开严肃批判”。三十余年逝去，当年那批学生如今已占据管理者之位。而培育他们的那种文化，已然将任何近乎勇气的气质系统性地剿灭了。卡普写道。

无法回避的审视

行文至此，我也必须坦陈这本书的若干裂隙。

第一，作者的身份利益冲突过于显著。

卡普身为Palantir首席执行官，公司收入几乎全数仰仗政府合同。他呼吁硅谷与军方深度合作，犹如麦当劳倡议全民多食汉堡——其论述再雄辩，亦须大打折扣。

书中浓墨重彩地讲述Palantir如何协助美军在阿富汗预测路边炸弹，如何在法庭上击败国防部、赢得合约。这固然是商业传奇，但将其直接拔高为民族大义，终究难逃“夹带私货”的嫌疑。

第二，对技术滥用的潜在风险几乎置若罔闻。

面部识别技术的滥用、监控系统对隐私的侵蚀、算法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歧视——这些皆是真实存在的严峻挑战。卡普将反对者轻易划入“精英的奢侈信仰”阵营，未免有失公允。

技术从来都是双刃之剑。核能既可发电，亦可夷平城市；AI既能预测炸弹，也能支撑大规模监控。卡普对前者慷慨讴歌，对后者却蜻蜓点水。

第三，对“西方文明”的论述略显一厢情愿。

书中花费大量篇幅探讨重建“西方认同”与“国家文化”的必要性，援引新加坡推行语言政策的案例。然而这种论述存在根本困境：新加坡是五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行政体制高度集中；美国则是三亿三千万人的联邦制巨构，族群构成空前复杂。

卡普批评美国精英不敢正视“国家文化”，但他本人也未能给出具体路径——除了“我们需要共同叙事”“我们需要神话”这类空泛口号。

第四，对消费科技的否定过于绝对。

卡普将Zynga、Groupon、社交媒体一概贬为“琐碎而短暂”的存在，这一判断恐怕经不起审慎推敲。

硅谷诚然充斥泡沫与浪费，但“服务消费者”与“服务国家”并非零和博弈。亚马逊的AWS如今也为政府机构提供云服务；SpaceX既发射商业卫星，也承接军事载荷。卡普将问题简化为“消费科技vs.国防科技”的二元对立，遗落了大量灰度地带。

事实上，许多关键技术的突破恰恰来自消费市场的规模效应——智能手机芯片的演进反哺了无人机技术，电动汽车电池的革新推动了储能革命。消费市场绝非创新的坟墓，它常常是创新的摇篮。

尾声：谁将再造方舟

尽管批评诸多，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位企业家细读的书。

并非因为它给出的结论全然正确，而是因为它刺破了一个真问题：

当一个国家最杰出的头脑都竞相优化广告点击率，当最具野心的创业者都沉溺于如何让用户在APP上多滞留五分钟，当工程师对构筑基础设施的热忱远低于对设计表情包的热情，这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究竟从何而来？

卡普的答案或许偏颇，但他提出的问题本身真实且紧迫。

书中有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援引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名句：

“你若不是发自内心，就永远无法打动他人的心。”

硅谷的症结，或许并非无人会造船，而是众人早已忘却为何要造船。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面冷峻的镜鉴。

我们时常呼吁避免“脱实向虚”，倡导发展硬科技，着力破解“卡脖子”难题。这些话已传诵多年，但落到实处，最优秀的年轻人仍在涌入考公、涌向互联网大厂、涌向一切可快速变现的轨道。

卡普所批判的那个“迷失的硅谷”，绝非美国独有的病症。

范内瓦·布什在1945年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写道：“基础研究的进步，取决于少数杰出人物的创造力，他们被好奇心和想象力所驱动，去探索未知。”

卡普耗如此心力写下这本书，其深层意图之一，或许正是寻觅美国尚愿相信这些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