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仅剩一天之际,美国社交网络巨头Meta出人意料地宣布,已收购AI代理初创企业Manus,将一支富有活力且行动迅速的中国创业团队纳入麾下。这为扎克伯格充满忧虑与危机感的一年,画上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句号。
Meta的AI业务掌舵人亚历山大·王(Alexandr Wang)昨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告,Manus现已正式加盟Meta,他热切期待与Manus联合创始人兼CEO肖弘携手,共同打造卓越的AI产品。他盛赞Manus团队在挖掘现有模型潜能方面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准,并具备构建强大AI代理的能力。
Manus的肖弘回应道:“加入Meta使我们得以在更强大、更稳固的平台上持续成长,同时Manus的运作模式与决策流程将保持不变。”交易落定后,他将担任Meta副总裁,并与团队继续驻守新加坡。
此番收购AI代理产品企业Manus,不单是Meta AI业务疆域的再一次拓展与短板补齐,更是扎克伯格与亚历山大意图借助外部力量重塑内部架构,在内部纷争持续发酵之际,为提升自身AI产品竞争力而下的又一次重注。
Meta在官方公告中透露,交易完成后,将维持Manus服务的独立运营与销售,并计划将其融入旗下社交媒体产品矩阵。AI代理工具已然成为科技巨头激烈角逐的赛道。“我们拟将此项服务拓展至更多企业。”
交易金额双方均未披露,但据美媒报道,成交价约在20亿至30亿美元之间。且Meta洽购Manus之时,后者恰在寻求一轮20亿美元的融资。从接触到官宣,双方团队耗时不足半月。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扎克伯格的交易风格:一旦认定价值,便迅速出手。
倘若将这笔交易置于Meta今年一系列AI战略调整的脉络中加以审视,便能更深刻地体察扎克伯格对自家AI业务的深切焦虑:从Llama 4的差强人意,到以天价年薪招揽业界翘楚,再到斥资143亿美元入股Scale AI并邀亚历山大空降重组AI业务,继而对基础研究部门大幅裁员,乃至AI泰斗杨立昆(Yann LeCun)挂冠而去,最终以20亿美元吞下Manus,为Meta AI业务这一年的跌宕重组画上了休止符。
尽管在法律意义上是一家新加坡公司,但Manus实则源于中国创业团队的出海项目,直至今年6月才迁至新加坡。其母公司蝴蝶效应由肖弘、季逸超等中国创业者于2022年携手创立,总部设于北京和武汉。
蝴蝶效应的开山之作是AI助手Monica,一款融合了ChatGPT、Claude等模型的浏览器扩展插件,至去年已斩获逾1000万用户,并步入盈利轨道。然而,真正令肖弘团队聚焦全球AI业界目光的,则是今年3月问世的Manus。
该产品被誉为“全球首个真正的通用AI代理”,可在云端异步运转,自主执行创建网站、股票分析、行程规划、简历筛选等复杂使命。与传统聊天机器人迥异,Manus采用多智能体架构,由一个中央“执行者”调度多个专业子智能体,协同处理任务的不同环节。
Manus的技术实现路径并非从零自研全新模型,而是巧妙整合现有强大模型——主要依托Anthropic的Claude 3.5 Sonnet与阿里巴巴Qwen的定制版,辅以29种专业工具,实现网页浏览、API交互及脚本执行。这种“整合优于创新”的策略使Manus得以快速上市,并在部分基准测试(如GAIA)中力压OpenAI的Deep Research。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Manus的商业化速度。按照他们最近的介绍,产品推出仅有8个多月时间,Manus已经处理了超过147万亿个tokens,创建了8000万个虚拟计算机,服务着数百万用户和企业。
而且,Manus的年度经常性收入(ARR)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据称是全球最快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初创公司。需要解释的是,年化收入指的是按照目前的营收态势估算未来一年的营收,而非过去一年的实际营收。
此次Meta收购之后,买断了Manus所有投资者的股权。这是Manus的诸多投资人最愿意看到的局面,尤其是美国风投巨头Benchmark。蝴蝶效应创办之后完成了两轮融资,总计融资8500万美元,国内投资者包括腾讯、真格基金以及红杉中国等。
今年4月,尚处中国的Manus完成了美国风投BenchMark领投的7500万美元B轮融资,投后估值约5亿美元。Benchmark董事总经理普塔衮塔(Chetan Puttagunta)随之加入Manus董事会。
据一位硅谷风投圈的人士向《硅谷观察》透露,Benchmark基金在促成Meta与Manus联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番Meta全资收购Manus,意味着Benchmark这笔投资在八个月内便斩获了四至五倍的回报,堪称一笔漂亮的高周转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硅谷知名风投基金,这是Benchmark第二次从扎克伯格的收购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曾经是Instagram的A轮领投方,也参与了B轮融资,在那笔交易中总计获得了超过25倍的投资回报。
2012年,Instagram刚刚完成5亿美元估值的B轮融资,扎克伯格立刻以两倍估值锁定了收购,清除了Facebook未来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现在Instagram估值高达数千亿美元,扎克伯格的这次豪赌被认为是互联网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收购交易。
要理解Meta为何如此迫切地收购Manus,需要回顾2025年Meta在AI领域遭遇的诸多挫折,就能理解扎克伯格对AI竞争掉队的焦虑症与危机感。
2025年的AI行业,见证了中国团队DeepSeek的异军突起,也见证了AI巨头Meta的混乱与挫折。今年4月,Meta发布了Llama 4系列模型,其中包括Scout(109B参数)、Maverick(400B参数)和训练中的Behemoth(计划2万亿参数)。这本应是Meta在开源AI领域的又一次胜利,但结果却是一场令人难堪的灾难。
几乎在发布后,研究人员就注意到基准分数存在问题。Meta在测试中使用了专门优化的“experimental chat version”(实验聊天版本),而非公开发布的版本。这一做法引发了社区的质疑。更糟糕的是,Llama 4在编码和复杂推理等关键领域明显落后于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DeepSeek模型。
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批评让扎克伯格深感触动。据内部人士透露,他对外界认为Meta试图”掩盖”产品表现不佳的看法尤为愤怒,对Meta AI团队非常失望。公司内部高管也认为模型性能未达预期,而外部开发者则指责Meta过度承诺、交付不足。
更令人担忧的是Behemoth的发布时间无限期推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Meta内部对Behemoth团队的进展感到沮丧,扎克伯格因此考虑对负责Llama 4 Behemoth开发的AI产品组进行”重大管理变革”。
开源大模型原本是Meta的领先赛道,但现在已经完全被中国群狼反超。DeepSeek和阿里Qwen等中国模型在多项基准测试中位居前列,常与闭源顶级模型(如OpenAI o1、Claude 4.5、Gemini 2.5)比肩或超越,尤其在数学、编程、推理和多语言任务上。
对开发者而言,中国大模型更有着明显的成本优势。近期公布的OpenRouter报告显示(a16z合作,覆盖100万亿Token):中国开源模型全球使用量占比已经从去年年底的~1%飙升至峰值近30%。开源整体份额~33%,其中中国模型主导增长。
那么,为什么Llama 4会表现糟糕?一位曾在Llama团队直接参与开发的前Meta员工向《硅谷观察》透露,这背后或许更多是因为中高层的决策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Llama团队原本优先投入在多模态方向,因为Meta有多元化的产品生态,如元宇宙,智能眼镜,社交媒体等。但是今年年初DeepSeek出现之后,推理能力显著超越了Llama,让Meta团队内部“非常恐慌”。团队两头都想做好,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就导致了产品的混乱。
这位前Meta员工透露,Meta AI团队问题的根源是在于人不配位。一些原本做产品的Meta中高层,AI技术背景薄弱,但却领导真正做AI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外行管内行”。这种话语权的错位,是让他决定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始Llama团队由14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但其中11人已经离开公司。后续版本由完全不同的团队开发,这种人才流失严重影响了产品连续性。这位前员工也是在扎克伯格引入亚历山大之前就离开了Meta。
这一系列挫折促使扎克伯格陷入焦虑,从而决定采取激进变革。扎克伯格意识到Llama 4失败背后存在严重的团队领导问题,但又认为自己很难通过内部手段带来改变,需要寻找外部的鲶鱼来让团队重新具备竞争力。这就是扎克伯格找亚历山大来领导Meta AI部门的直接原因。
扎克伯格今年最重要的交易,无疑是投资143亿美元获得了AI数据标注公司Scale AI 49%的股权,同时将其28岁的创始人兼CEO亚历山大·王招至麾下,领导新成立的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MSL)。这是Meta有史以来最大的外部投资。
扎克伯格对亚历山大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带来Meta在数据创新方面的突破。据知情人士透露,Meta领导层曾抱怨公司领先AI团队在数据创新方面缺乏进展。亚历山大的专长正是AI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标注和评估,这正是Meta所需要的。
除了招募亚历山大空降领导Meta AI,扎克伯格还亲自参与了AI人才招聘,创建了一个名为”招聘派对”的高管群组,全天候讨论物色人才。过去半年时间,Meta向OpenAI、谷歌等知名AI公司的研究人员开出”七到九位数”的薪酬包。并重新调整总部座位布局,让核心的新员工能坐在扎克伯格附近。
亚历山大的到来很快引发了Meta AI内部的组织震荡。这或许是扎克伯格希望看到的,也或许超过了他的预期。
首先是部门重组与大举清洗。亚历山大空降到来之后,Meta传奇AI科学家杨立昆成为了他的下属。这对于一位在AI领域拥有数十年研究经验、被公认为是“AI之父之一”的知名学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屈辱”,直接预示了他随后的离职。
今年10月,亚历山大对Meta AI团队进行精简整合,裁员600多人。除了他自己直属的TBD Lab没有被裁员,其他三个部门都受到明显影响,尤其是FAIR基础研究部门,包括“华人AI大牛”田渊栋在内的诸多AI研究人才都被无情清洗。
其次是战略分歧与资源争夺。《纽约时报》报道,亚历山大在2025年秋季的内部会议上与Meta的元老高管产生了明显分歧,包括产品主管考克斯(Chris Cox)和技术主管博茨沃斯(Andrew Bosworth),这些都是扎克伯格的多年亲信。
据报道,双方的冲突集中在AI投资优先级、开发时间表以及与Meta现有产品的整合等根本问题上。元老高管们主张利用公司庞大的社交数据优势,借助Facebook和Instagram的数据来训练Meta的新模型。
但亚历山大持有不同意见。他主张专注于追赶谷歌和OpenAI的模型,认为应该在技术前沿展开竞争而不是依赖现有产品数据。这种分歧反映了两种不同的AI战略愿景:是利用现有资产增量改进,还是大胆追求技术突破?至少在目前,扎克伯格给予了亚历山大足够的支持与信任。
第三是文化冲突与人才流失。一方面,亚历山大到来之后组建自己直属的精英团队,又高薪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顶级AI开发人才,直接拉开了与原先Llama团队的薪资差距。这种落差在Meta AI部门内部士气造成了一定影响,促使一些原先员工寻求跳槽机会。
另一方面,高薪挖来的人才也因为文化冲突寻求离开。从OpenAI和Scale AI加入的新人才对大公司的官僚主义表示沮丧。Scale AI前高级副总裁梅耶(Ruben Mayer)在加入Meta仅两个月后就离开了公司。生成式AI产品管理总监纳耶克(Chaya Nayak)和研究工程师瓦尔马(Rohan Varma)也在最近几周宣布离职。
据《金融时报》在12月中旬报道,亚历山大私下向同事抱怨扎克伯格的”微观管理”让他感到”窒息”。而一些员工则质疑他是否有能力管理Meta规模的研究团队,指出他的背景是AI数据服务而非前沿AI开发。这种双向的不满预示着内部关系的脆弱。
在这样的重组背景下,Meta火线收购Manus就有了更深的含义。亚历山大和扎克伯格都希望通过收购来补充Meta AI业务,带来新的用户与数据,同时引入来自中国创业团队的竞争力。
Meta 拥有强大的开源基础模型Llama 系列,在模型参数、推理效率和多模态能力上领先,但Meta 的核心缺口在于将这些模型转化为可靠的、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代理系统。
Manus正是Meta这一缺口最好的补充。Manus 号称“全球首个通用 AI 代理”(general-purpose AI agent),能独立处理端到端任务,如市场研究、简历筛选、旅行规划、代码编写/部署、股票分析等,几乎无需人类干预。它依赖多代理架构 + 第三方模型,专注在执行可靠性、工具调用和上下文工程上。
而且Manus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推出不到9个月,就获得了数百万付费用户和企业,年化收入超过1亿美元。这是 AI 代理领域罕见的快速商业化成功,证明了市场需求。
这样的业务对Meta是很好的补充。收购后,Manus业务将继续独立运营,同时被整合进 Meta AI、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大家庭产品中,实现“代理丰富”(agentic-rich)的个人 AI 愿景。这直接填补了 Meta 在“代理执行层”的短板,让 Llama 模型从“会聊天”转向“会做事”,并为中小企业(尤其是 WhatsApp SMB)提供自动化工具。
从竞争角度看,收购Manus阻止了竞争对手的补强。AI代理已经超过聊天机器人,成为可预见未来的焦点竞争战场。在这一领域,OpenAI有Deep Research和Operator,Anthropic有Claude的计算机使用能力,Google有Gemini的多模态能力。
为了不在竞争中掉队,Meta需要类似的AI代理能力来保持竞争力,特别是在将AI整合到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数十亿用户产品中时。这就是收购Manus的直接意义。此外,Manus的中国团队以及在Qwen模型上的经验可能帮助Meta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来自中国的AI竞争。
作为一家由中国人才创立,搬迁到新加坡,获得美国基金投资,现在被美国科技巨头收购的公司,Manus的发展经历体现了AI时代的全球化本质。他们的技术和文化能否在硅谷巨头中存活,将是观察中国AI创业者国际化输出路径的一个重要案例。
Manus的成功案例也再次证明:在AI领域,中国创业者的执行力、产品化能力和商业化速度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Manus能在8个月内达到1亿美元ARR,这种商业化速度即使在硅谷也是罕见的。和TikTok一样,Manus成功的背后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多年积累的快速迭代、精益创业、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论的成功。
然而,这笔收购的未来整合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目前Manus是基于Claude和阿里Qwen等外部模型构建,而Meta当然希望推广自己的Llama模型。如果Manus被要求迁移到Llama,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Llama的能力不足以支撑Manus的功能,这可能会影响到产品竞争力。
Manus的创始人肖弘和季逸超被认为是新一代中国AI创业者的代表,习惯于快速迭代与灵活决策,这与Meta的大公司流程可能格格不入。扎克伯格引入这两位中国创业者,其实是在下一场豪赌:赌这两条“中国鲶鱼”能在被大公司文化吞噬之前,先把 Meta的AI 生态彻底激活。
目前 Meta 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策略。Manus 团队目前仍以独立雇员身份加入 Meta,并在新加坡等地维持运营,试图在不完全融入 Meta 流程的情况下保持初创公司的节奏。
Manus团队来自中国创业背景,习惯于”996”工作制和快速试错。但Meta虽然也强调”move fast”,但作为成熟的上市公司,其内部流程、合规要求、决策机制都要复杂得多。这种文化碰撞可能导致团队失去原有的创新活力。
肖弘在收购后复盘提到,真正的难度不在于技术分析,而在于“克服内部惯性,将其变为组织的行动”。这暗示了他目前在 Meta 内部更多承担着推动文化变革、对抗大公司病的角色。而这正是扎克伯格和亚历山大希望看到的变化。
Meta收购Manus,表面上是一次常规的科技收购,实质上是硅谷巨头在AI时代焦虑的缩影,是扎克伯格用金钱和速度,引入“中国鲶鱼”来对抗组织惰性的又一次尝试,更是中国AI创业者输出全球影响力的又一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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